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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記者在中國：微博改變駐華記者報道模式（一）

http://www.CRNTT.com   2013-02-18 10:15:20

“臨界質量” 　　“2012年的獨特之處在於，更多的政治新聞來找記者，而不是記者絞盡腦汁地去找新聞。而中國新聞也成規模地進入了美國讀者的關注領域。”安思喬說。 　　但是，在2012年元旦時，駐華記者們還在預感權力交接年的政治新聞可能會“比較單調”。那時，他們最感興趣的還是薄熙來的政治前途。然而，“在王立軍2月6日出走美領館之後，一切都變了”。 　　《紐約時報》開始了系列報道。除了追蹤官方發布的消息，他們還報道了薄王事件涉及到的其他當事人，如一些房地產商和一些外國人，薄熙來之子在英美的奢侈生活，等等。他們獨家採訪了薄熙來的前妻。對於王立軍“違法使用技術偵察措施”，他們也有相關的深度報道。 　　至於各方對該事件的反應，如中共中央決定開除薄熙來黨籍、公職後中國各媒體的反應等，他們也做了解讀。 　　大部分系列報道都建立在團隊合作基礎之上。儘管在去年三月份，他們未能第一時間搶到尼爾.伍德被謀殺案的一些消息，但是，對於薄王案的背後因素及情節，他們走在了獨家新聞的最前沿。而且在後期，他們做了更多更深度的報道，因為他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求證”。 　　“如果中國市場化媒體能夠在今年三月份把那些報道發出來，就能證明報道中國最強的還是部分中國媒體，而不是我們外媒。總體而言，我們在內部渠道與人脈資源方面是一個弱勢群體，在跑中國高層政治時，這是一個不對稱的戰場。但我們的優勢是風險相對少。”安思喬說。 　　由於無法獲得官方回應，求證過程就顯得非常困難。《紐約時報》2012年的涉華報道中，除一組最受關注的經扎實調查的深度報道是建立在查閱大量文檔的基礎上的，其他全部來自二手消息源。 　　不同的二手消息源對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解讀，這時，記者的判斷力和信源的可信度就顯得至關重要。判斷過程跟原子反應過程中的“臨界質量”很像，即“維持核子連鎖反應所需的裂變材料質量”，當各種二手信源達到一定的臨界點，並且符合邏輯，記者們就基本可以寫了。 　　至於獨立的消息源，他們一般不會採用，不管該消息源有多好。所有的報道必須經過2-3名獨立消息源的確認才能寫。 　　“針對政治事件的來龍去脈，內部各個圈子往往會有不同的說法，為了保持信源平衡，我們需要採訪很多人。不過由於字數的限制，我們一般無法把很多細節或微妙的地方寫進去。”安思喬說。 　　由於網絡的迅速傳播，關於訪2012年的一些特殊事件，有些報刊登了未經證實的消息。《紐約時報》也感到了一定的壓力：因為有媒體報道了，網民也在熱議，他們被迫要去證實或證偽這些流言，而在過去，他們是能直接忽略這些的。 　　當大量匿名的、未經證實的消息在境外網站滿天飛的時候，《紐約時報》還是靠自己的判斷力，謹慎地抵制住了這些“謠言”，儘管這個過程非常困難。 　　其實，這種困難是在中國做報道所長期存在的，只是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集中過。由於沒有直接與官方對話的渠道，在一些事件中，信息源也會出現不平衡的狀況。 　　“不是說我們要做不客觀的報道，而是根本無法獲得官方的說辭，我們只能有時引用下《人民日報》的社論來平衡信息源。”傑安迪說。 　　有時候，他們也能從外交部的例行發布會得到一些評論，儘管這些評論有時不是那麼切題，但是“有總比沒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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