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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域文化高度關聯政治　應高度重視

http://www.CRNTT.com   2011-03-30 00:23:27

對於這種情況，我們還可從理論上進一步加以闡釋。福柯有句名言：“知識即權力”，說明知識（文化）從來就不是唯美、純粹的自治領域，而是與權力（政治）緊密糾結在一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則稱民族是一“想像的共同體”，也就是說，一個人認定自己從屬於哪一民族、哪一國家，主要取決於“文化”，相同的“文化”－－譬如說著相同的語言、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生活習慣和風俗－－是某一人群組成一個“民族”並認同這個民族的主要依據。20世紀國際學術界出現了“語言的轉向”，近二三十年來更出現所謂“事的轉向”。“事認同理論”認為：人們通過事活動－－即講故事－－理解個人生命的性質與意義，建立起自我認同。人們所訴說關於自己生命的故事，通常顯示他們如何回答一連串與自我存在、自我實現有關的問題，借著訴說故事和實踐故事中的暗示與期望，人們逐漸變成他們後來所呈現的樣子。關於個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鑲嵌於更大的、關於某種集體的公共事，從後者取得主要的參考架構。 　　簡單說，“認同”問題緊密關連著歷史或文學的事，這種事可以塑造或轉換一個人乃至一群人的“國族認同”。如果回想一下，我們認定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很大程度是從小父母對我們講的，或是中小學的教科書上這樣說的，而且大多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傳達給我們的。由此我們也可知道無論“台獨”人士或是日本右翼人士，為什麼他們對於教科書都那麼重視。近年來，“認同”問題成為台灣學界的焦點，以“認同”為主題的著作接踵而至，層出不窮。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不約而同地跨界進入文學的領域，一改以往主要依據社會調查或歷史檔案資料立論的習慣，廣泛選擇和採用了遊記、善書、小說、民間傳說、日記、雜誌、語文教材、報紙社論與專欄等各種事性材料作為其論述的主要論據，這都說明“文化”與“認同”的緊密關係。 　　在現實社會中，如果說“政治”更多地指高層政治人物的活動，那“文化”則更多地指向民間－－廣大的普通民眾的生活。在台灣，很多現象表面看來屬於政治問題（如選舉），但歸根結底，其實是文化問題。因此我們對二者的關注不可偏廢。當前的台灣政治研究中，往往注重於選情的分析，關注什麼人會當選，但這些民調的資料、選票的統計，只能回答“是什麼”（即說明當前是什麼情況），卻無法回答“為什麼”（即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以及“怎麼辦”（即我們如何促使它改善）的問題。比如，選前的民調往往只能“預知”而無法“改變”選舉的結果，如要瞭解部分台灣民眾為何會產生某種認同上的偏差，也許只有從歷史中去尋找最根本、最深層的原因。至於要對民眾的認同取向產生作用，文學（廣義的“文學”還包括報刊、廣播、影視等現代傳播媒介）則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試舉一兩個例子。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閱讀了魯迅等左聯作家作品而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不知凡幾，甚至使蔣介石後來在總結大陸失敗的原因時，將之歸於國民黨文藝工作上的失策，稱其為“一摑一條痕”的教訓。1又如，筆者於2007年上半年在彰化師大客座時，目睹某親綠電視台在其專題節目中以1948年軍警當局在上海槍斃共產黨員，以及德國法西斯在二戰中殺害猶太人、屍體堆積成垛的畫面當作台灣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國軍”“血洗基隆港”的“證據”，由此深刻體會現代媒體－－特別是當它有意散播一些虛假內容時－－在塑造或扭曲民眾認同時可能發揮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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