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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記憶、遺忘、道歉與寬恕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11-14 09:30:19

另外一些人仍然堅信“文革”的正當性。“所有的指令都來自最高層，怎麼可能錯呢？”重慶的一名前紅衛兵告訴記者。在他的記憶裡，在1966年的校園中，充滿著亢奮。每個革命者的頭都抬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為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一些還衷心緬懷那一段時光。 　　沉默者包括當年的受害者。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即使今天，程璧他們也不願更多的提及當年的經歷。很多研究者都提及過人們對於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為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這甚至成了這段歷史研究的主要障礙，王友琴說，“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記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老校長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後，學校附近玉華台飯莊的年輕女服務員被綁在化學實驗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學楊某父母“有問題”，同班的紅衛兵在黑板上寫了“楊狗，勒令你每天掃教室”。 　　在隨後的幾年裡，王友琴試圖解釋這些暴行的“理由”，這名女中學生當然解釋不了。於是她決定把這些都寫下來。“文革”結束後，王友琴考進北京大學，買了第一輛舊自行車之後，第一次騎出校門，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學。1966年8月17日，美術教員陳葆坤被丟入噴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學生吳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壞領袖紙像，被打還被和陳葆坤的屍體關在一起，以致終身精神失常。“我見到了那個噴水池，池中沒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積著枯葉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鶴則早已被砸了。” 　　由真相而寬恕，由寬恕而拯救 　　懺悔者則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遺忘鬥爭著。而其中最值得矚目的，是一些當年的受害者所做的懺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懺悔不同，北京曾經傷害過李煌果老師的郭燦輝先生提及，有了兒孫之後，是他們醞釀給老師道歉的原因。這是一種中國式的情感，不能心裡藏著愧疚去教育兒孫。 　　當時受到迫害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檢討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懷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始，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為。 　　“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裡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萬邦如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校長便去世了。”王友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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