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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政改探路　號召官員殺開血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20 08:57:37

胖子如何“瘦身” 　　“人長胖的過程是靠吃出來的，而‘吃’是令人愉悅的。讓一個已經胖起來的人主動減少美味佳肴，增加運動量，那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廣東省委全委會議上，汪洋出人意料的將“廣東”比喻成一個“胖子”。 　　汪洋說，過去30年，廣東靠外向帶動加工貿易，從一個經濟落後的農業省份一躍成為全國第一經濟大省。但這種龐大的經濟總量從某種程度上說，就像是一個迅速成長起來的“胖子”，看上去塊頭不小，但缺少肌肉，缺少力量，缺乏核心競爭力，“一遇到要較勁掰手腕時，就常常要打敗仗。” 　　讓“胖子”減肥，在過去的兩年中一直是汪洋的目標。 　　“廣東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的2008年，廣東省的三來一補企業有兩萬多家倒閉。實際上，比企業倒閉更糟糕的是危機暴露出來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廣東轉型由此開始。“從某種程度來說，要感謝全球金融危機的出現，因為它辦到了政府想辦但辦不到的事。” 汪洋說。 　　在寒潮中，汪洋說出了“政府不救落後生產力”的話語，這一度引發了外界對廣東的廣泛批評，有報章評論指責這種說法不夠人性化。其後“騰籠換鳥”的說法也引發了企業界人士的諸多擔憂，但之後廣東省在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方面頻頻出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先後制定實施《廣東自主創新規劃綱要》、《關於加快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展的意見》，加快“十大創新工程”建設。 　　在經濟“減肥”，練“肌肉”的同時，汪洋把另一個目標鎖定在了政府體制改革上。 　　2007年，甫一上任的汪洋見識了廣東的“特殊”。這一年的年底，同樣是廣東省委全會，缺席者竟達50多人，出人意料的是，之前汪洋已經在會上打過招呼。但缺席者仍然占到會議人數的10%，這讓汪洋大為震驚，他說“省委全會是廣東省規格最高的會議，研究部署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內容，不能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本來就是靠這個會議安排工作，一個部門就一個人，還沒有來，我們的決策就無法傳達，更無法執行。下一次紀委要對到會人數進行登記，形成基本的制度。” 　　人們在驚詫南方官員的大膽，但鮮有人意識到，在30年的開放之後，中國最前沿省份的政府官員們心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一位從廣東省調任珠海的官員本想有一番作為，然而，底下官員的消沉和散漫讓他感到無力。一天晚上，他向省裡來的朋友抱怨，朋友難以置信。他當場做了這樣一個試驗：撥通一位他所重用的中層幹部的電話說，“省裡來了領導，我們正在商討一些事情，你也過來一起研究吧。”電話那頭傳來了這樣的聲音，“不行啊，領導，我要在家陪我老婆。” 　　放下電話，他說，這就是珠海的官員。朋友愕然。這個故事足以印證當地的官場風氣。 　　在前期的調研中，主政者汪洋同樣發現：一些黨員幹部意志開始消退，拼勁鬆了、幹勁弱了、闖勁沒了，有的無所用心、敷衍塞責，陷於文山會海，忙於迎來送往；有的愛做表面文章，不願真抓實幹，滿足於當 “傳聲筒”、做“中轉站”，習慣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貫徹文件；有的急功近利、心浮氣躁，不是撲下身子幹實事，而是眼睛向上謀“位置”。 　　在之後的會議上，汪洋當眾拿出了一本《1992鄧小平南方之行》的書。他在會上舉例時特意打開書，讀了一段：“吳南生置生死於度外，他說，‘就讓我去汕頭搞實驗吧，要殺頭就殺我的頭……’” 　　汪洋說了自己的體會：“我一看真是激動啊，那個時候的勇氣是什麼，經濟的壓力，社會的壓力，但是我們現在還有沒有？當年沒有資金就自己去找，當年搞電廠、修路什麼都沒有錢，沒有技術我們就大膽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發展三資企業，這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啊，使廣東的發展實現跨越式的進步。”在這次會上，汪洋連用22個“解放思想”，向全省發出了“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的動員令，並號召各級領導發揚當年“殺開一條血路”的精神。汪洋還要求，要堅持把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圍繞“三促進一保持”堅定不移“騰籠換鳥”，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 　　其時，隔江的香港《文匯報》評論道：汪洋真要“殺出血路”，得面對“三座大山”──改革動力不足、官員求穩怕變、企業畏難欠進取。 　　這次是動真格了 　　在一系列緊鑼密鼓的安排後，廣東的政改拉開帷幕。 　　“看病要知道是什麼病，還要知道用什麼藥治這個病……老藥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藥。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義。”2009年年初，汪洋在廣東省兩會上意味深長地說。2009年5月初，國務院正式批復《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信號就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深圳大部制率先出台。2009年7月31日，主抓改革的深圳常務副市長李鋒宣布深圳市機構改革方案時，會場內靜得出奇，這是一次被稱為 “改革開放30年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機構改革。有消息說，在改革之前，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每天都會接到不少來說情的電話，“接電話的時候我客客氣氣地，但是放下電話後該怎麼辦還是怎麼辦。” 　　政府機構減少15個，精簡幅度近1/2，首次整合決策、規劃職能，設立七大委員會，要求兩個月內基本完成……儘管改革的“操刀者”在不同場合傳遞過“改革即將啟動”的信息，但是具體的改革方案在從起草到正式發布的一年時間裡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參加7月31日會議的許多局級幹部也是在大會上才第一次獲悉了改革的全貌。“這次真的是動真格了。”經歷過七次行政體制改革、對大部門制度並不陌生的深圳政府官員不無感慨。 　　改革如疾風驟雨般推進著，深圳大部制的爭議還未平息，一個多月後，人們開始用“石破天驚”形容9月16日出台的順德機構改革方案。被稱為“改革明星”的廣東佛山市順德區，進行了一場被認為是中國當下“最大膽”的“黨政大部制”改革。數量的減少只是表征之一：黨政機構由原來的41個精簡到16個，縮減近2/3，政府工作部門減少到只有10個。 　　需要“勇往直前”的何止順德，9月24日，廣州市委市政府召開政府機構改革動員會，公布了“大部制”改革方案。經過改革，市政府工作部門和辦事機構將由49個精簡為40個，其中調整、撤並的機構達到29個，占總數的58%。 　　“廣州根據自身特點，改革重點放在了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力主往‘大城管’的方向走。”在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陳天祥看來，這是廣州此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惟一亮點，“相比深圳、順德的大部制改革，廣州改得比較保守，動作較小。這與廣州的定位有關，廣州作為省會城市，不可能也不適合一瞬間動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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