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本之治:毫無疑問“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中國傳統的“民本政治”主要是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論述君、臣、民三者應然的關係安排,雖然傳統中國“民本思想”中的“民”是從君的角度去解釋,但是君欲保權享有江山,就必須保民安康,護民如子;中國最早的經典尚書說:“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後來孟子正告君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換言之,沒有人民,人民不忠於君,君也不成其為君。在中國,“君”是受命於天以養民,臣受命於君以牧民,而民遂行天意而忠君,是一種相對的關係架構,不是單向的、片面的關係,而是要建立一套“辯證地合作關係”。當然君不可能一人所能獨治,必須選拔“臣”(即官吏)以牧民,而“臣”的要求,一方面是忠君,另一方面是愛民,但從保有君主的江山來看,兩者又是辯證地統一,當然其中也出現弊病,但所謂盛世之治,二者是統一的;一般而言,忠於君是本分,也比較容易,而愛其民則比較不易,因為君是榮華富貴之源;所以古來“官箴”強調“愛民”,南宋呂本刻印的《官箴》,開篇就提出“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宋太宗趙匡鑒廣政四年(941年)親撰的《頒令箴》中摘取16字官箴的《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孟子認為“官”必須“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民本思想”雖是從君主的角度思考為起點,以保有統治權為目的,對官員的要求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目的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維護,歷朝歷代的中國人也是以“民本思想”來評價朝代的優劣。從西方政治學來看“民本思想”的缺失是沒有思考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問題。相對於民選政治的國家,領導者的權力來自人民選舉,所以祇要在選前可以說服人民、討好人民就可以獲得權力,而公務員依法晉用,奉公守法,依法行事,沒有也毋需要服務人民,或是公務員是人民公僕的意識,因為西方社會視政治為必要之惡,所以政府是管事越少越好,中西之間不同的政治思考方式,形成了社會對政府不同的期待。這種意識下建立的政府在平時沒有太大問題,但是放在重大事故面前,政府的能力表現,就會出現麻煩,自然更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賴。從“新冠疫情”的因應來看,民主國家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災難,尤其是美國的疫情治理與其國家形象的強烈反差,所顯示的就不僅僅是制度的差異,更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質不同。然而立足在“新冠疫情”這種災害具有世界性的危機,一國之不治即是全球之不治,所以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確實必須政治調整,必須政治改革,否則危害的不僅僅是有疫情國家而是世界。民主政治如何吸收民本思想政治理念,以便在權力“合法性”設計之外,提升政府的主動為人民服務意識,取得人民對政府信任,應該是民主制度必須改革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