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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森：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

http://www.CRNTT.com   2012-05-17 08:16:12

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堅定地推行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您認為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能夠解釋“中國奇跡”嗎？您認為“中國奇跡”或者說“中國模式”的真正動因是什麼？ 　　韋森：73年的石油危機之後，撒切爾夫人、里根總統等人采納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或言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致力於恢復市場經濟的“自發運行”，減少了政府對經濟的幹預。一直到2007年危機之前，幾乎沒有多少國家運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了。2008～2009年經濟衰退危機來了之後，才重新啟用了凱恩斯個人原初的經濟主張，但並沒有真正采納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西方各國政府以及各國央行確實大量增加了貨幣供給，並壓低了利率，但是大規模的政府項目投資卻並沒有發生。儘管隨著西方各國失業率的攀高和多年居高不下，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也在不斷攀高，但西方各國的財政支出主要是增加失業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而不是像我們國家這樣大量地投基本建設方面的大項目，因而，近些年西方國家政府所採取的凱恩斯的宏觀政策，包括大規模的減稅，並沒有造就大政府。所以，西方國家並不完全是奉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而大致可以認為只是採取了凱恩斯個人原初的經濟政策主張。 　　如果說西方各國在這次危機之後並沒有真正採取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或者如克魯格曼和斯蒂格利茨所認為的那樣採取的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力度還不夠，那麼，可以認為中國政府近幾年奉行的卻是地道的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百分之一百或者說百分之二百的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與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經濟的運作，有許多相通和相似的地方。我們現在的市場經濟，原本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而來，政府機構和官員的行政運作方式，還有很大的計劃經濟時代的慣性和遺產成分，所以經濟一下滑，政府機構和發改委的官員運用起來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手段，可以說是不用學就得心應手了。因此可以認為，雖然中國名義上已不再實行計劃經濟了，但是在政府機構的運作和實際政策操作，卻充滿了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做法，甚至可以認為發展了凱恩斯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有了近幾年發生的“國進民退”現象，也就隨之有了“中國模式”之說。 　　過去30多年，中國之所以出現經濟的高速增長，說來並不是引入了凱恩斯主義宏觀政策手段的結果。相反，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在中國經濟社會中引入了市場機制，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說法，我們是通過引入市場經濟和市場化改革“解放了生產力”。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中國一大企業家的崛起，又恰好趕上了人類社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英特網的迅速擴展和應用為主軸的一波新的科技創新浪潮。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以後，中國加入了全球分工體系，並憑借廉價勞動力，製造了大量產品，創造了大量財富，且平衡了美國經濟內部無法平衡問題，於是，不但中國經濟自身高速增長，也貢獻了全球的經濟增長。 　　對過去30多年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似乎西方的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都無法完全給予解釋。同樣是市場經濟，拉美和印度並沒有像中國這樣高速增長，且增長時期這麼長；人類社會第三次科技革命創新，即科學發明被廣泛應用到工業生產，也非中國獨有；中國更沒有成熟的民主與法治的政治體制。2006年在哈佛－燕京訪學時，我就提出了一個觀點：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現象時，除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之外，一個伴隨的解釋變量是：中國一大批企業家的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崛起和不斷創新。按照熊彼特的觀點，每一次新技術革命的發現、企業家的技術創新都將推動經濟的新一輪增長。人類社會的現代科技革命，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科學發明；另一個是創新，即把發明運用到生產過程中。而在後一個方面，企業家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故被熊彼特稱作為“企業家創新”。具體到改革開放後的當代中國來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湧現了一大批民營企業和農民企業家，外資也大量湧入，帶來了新技術和組織創新。國有管理者、高級經理人，儘管受制於現存的體制，也不斷努力創新自己的“商業王國”，不斷做大做強自己管理的大企業。中國人的經商精神，不亞於任何一個民族。我們華人做生意，既精明，又節儉，非常符合馬克斯•韋伯所講的企業家精神。因此，可以認為，在引入市場經濟之後，一大批企業家出現和民營企業的崛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 　　從中國歷史上來看，是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政治制度，以及歷代王朝所屢屢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嚴重束縛和壓抑國人的經商精神。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認為，是數千年的皇權專制的制度壓抑和窒礙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我們傳統中國社會停留在農耕為主的自然經濟而不發展。而一旦制度束縛不在，一旦政府允許並鼓勵市場經濟的發展了，一旦引入市場資源配置體制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就會崛起和出現，經濟增長的巨大潛能就被“釋放”出來了。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是例子，改革後中國經濟的快速起飛也是例子。由此我們也可以預期，在經濟已經市場化的當今中國，只要中國企業家的創新精神還在，只要我們中國人發展經濟、追求財富的動力還在，如果在能有現代的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制度，加上對市場交易的產權保護更加完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還將會繼續一段時期。換句話說，如果說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是我們吃了“市場化改革”紅利的結果的話，那麼，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看來就要主要靠吃“制度化改革”即民主法治建設的紅利了。由此也可以判斷，中國經濟所正在開始面臨的“大轉型”，正在倒逼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正在催促著中國社會的“大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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