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

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我的文章寫完後，送交北戴河由鄧拓修改定稿。過幾天，稿子返了回來。文章題為：《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的道德是革命呢，還是繼承？——就“道德繼承論”與吳南星同志商榷》。署名是金世偉（北京市委的諧音），前面還加了編者按。編者按說：金世偉同志的這篇文章，針對吳南星同志的“道德繼承論”，提出了原則性的嚴肅批評，我們認為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爭論。吳南星同志的《說道德》和《再說道德》兩篇文章，發表於本刊“三家村札記”欄內。“三家村札記”是雜文專欄，由幾位作者輪流撰寫，均署名吳南星。現在看來，我們當時採取這種做法本身就不妥當，因為實際上文章既非集體創作，而作者意見又非完全一致。吳南星同志的《說道德》和《再說道德》兩篇文章是經過本刊編輯部看了的。我們當時對於剝削階級的道德，沒有從“革命呢還是繼承呢”這個根本問題上加以考慮，對於吳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節的修改，就同意發表了。這是原則性的錯誤；同時，在原則性問題上做了無原則的遷就，也是錯誤的。…… 　　金世偉的文章送回來後，我得到的指示是：“等那邊的話再發”。直到1966年4月，北京市委在組織對鄧拓的批判時，劉仁在發言中提及到金世偉這篇文章，並說了這句話：對吳晗，中央認為不公開批判。 　　現在看來，對吳晗的批判從1964年8月就已經開始了，而且是最高領導人的授意。否則，北京市委不會採取如此陣勢，以“金世偉”之名，加了編者按作自我批評和檢查，北京市委當時頂著很大的壓力。金世偉的文章被扣下不發，並不是北京市委的主張，而是中央考慮所做出的決定。究其因，也許是最高領導層覺得公開批判的時機未到，也許是中央內部的意見分歧。 　　1965年初，江青以搞戲劇改革為名，到北京進行調查研究。市委指定宣傳部長李琪陪同。據李琪的夫人李莉回憶，江青很難侍候，很霸道，不講道理。她以特殊的身份淩駕於各級黨委之上，企圖砍殺北方昆劇院和地方劇種，不許老演員登台演出。當時北京市委覺得這樣的安排不妥當，對江青進行了抵制。李琪對江青很有意見，給彭真寫了封信。說江青飛揚跋扈、盛氣淩人、唯我獨尊，簡直比武則天還難侍候。後來，別人告訴李琪：江青來北京就是專門來摸北京市委這個“老虎屁股”的。不久，“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義”、“眼中無我”、“破壞戲劇革命”等大帽子紛紛而下，矛盾和鬥爭進一步激化。 　　江青北京之行的同時，她在上海方面則秘密開始組織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台，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最後的抗爭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文匯報》如此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民主同盟的負責人和著名學者，確實非同尋常。 　　上海的做法，違反了1965年“文化革命5人小組”關於學術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點名要經過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報刊為准的規定。彭真指示《前線》、《北京日報》不要轉載。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吳晗立即給市委送來了他1959年寫的《論〈海瑞〉》的底稿，並附信說明他寫關於海瑞的文章是胡喬木轉達授意寫的，並根據喬木的意見在《論海瑞》一文中增添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內容。 　　11月13日，鄧拓召集範瑾、李琪研究吳晗《海瑞罷官》的問題。讓我也參加了。鄧拓在會上說：“不知吳晗反應如何？”當即他給吳晗掛了電話：“你看了文章，怎麼樣？”吳晗說：要是學術問題，我可以跟他辯論；他扣政治帽子，這是陷害。我1959年寫的文章，怎麼知道1961年有單幹風？鄧拓也覺得吳晗講的有道理。在這次會上，鄧拓還說了一句這樣的話：聽說《海瑞罷官》同彭德懷問題有聯繫，不知是真是假，咱們也不摸底。 　　最後，會議決定《前線》和《北京日報》開展學術批判，給《北京日報》抽調一批人組成學術批判小組。《前線》分工主要批判吳晗的“道德繼承論”，指定我為《前線》學術批判小組的負責人。 　　到了11月底，隨著形勢的發展，拒載姚文已不可能。11月28日，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鄧拓、周揚商討北京各報刊轉載姚文的問題，決定在11月29日見報；為避免震動太大，只《北京日報》一家轉載；轉載時，加了彭真審定的編者按語：“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出戲和吳晗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就該展開討論。”11月30日，《人民日報》也刊載姚文，根據周恩來、彭真的意見，加上了按語，希望通過辯論，能夠進一步開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