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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

http://www.CRNTT.com   2010-06-30 11:32:59

楊照 　　中評社北京6月30日訊／“(台灣)知識分子在做出站隊式的政治抉擇之後，難免離最初的知識分子理想漸行漸遠。這對任何處於社會轉型期的知識分子，都是一個警示。”《東方早報》日前登載石劍峰對台灣作家楊照的專訪“台灣政治與台灣知識分子”，內容如下： 　　從威權到民主，在基本完成社會轉型的台灣社會裡，知識分子扮演著何種角色呢？如今更多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作家楊照，親歷了這二三十年台灣社會和知識界轉型，但他對知識分子在當下台灣社會輿論和公共空間中的角色發揮是有點悲觀的。在台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與政治距離貼近的知識分子在三十多年里，不斷為每一次政治熱潮所分化，左右、統獨、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知識分子在作出站隊式的政治抉擇之後，難免離最初的知識分子理想漸行漸遠。這對任何處於社會轉型期的知識分子，都是一個警示。在台灣歷史和政治的雙重演變中，知識分子慢慢退出了社會公共討論的主流，民主的到來並沒有相應擴大整個社會的公共討論空間，知識分子理性的聲音也被娛樂和網絡的喧嘩所淹沒。不過，畢竟還是有人依然堅守著。 　　從歷史和政治的脈絡看，台灣“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如何演變過來的？ 　　楊照：我們以前都叫知識分子，後來才出現“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從歷史的脈絡講，在1970年代大家都熱衷於談什麼是“知識分子”，從古代的到今天的，餘英時也寫過一本《士與中國文化》。那段時間，餘英時帶著中國傳統去整理“士與知識分子”的關系，餘英時後來又把“知識分子”改稱“知識人”。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大家熱衷於談“知識分子”，因為那個時候蔣介石剛剛逝世，蔣經國接了班之後，感覺上空間開始大一點，開放給我們談改革之類的。到了1980年代後期，大家又不太談“知識分子”，主要是因為學術思想的轉變，比如重新認識左派。因為在台灣不能直接談馬克思主義，所以台灣流行“新左”，從哈貝馬斯、阿多諾他們這些德國人開始談“新左”，然後往上談接到馬克斯.韋伯，然後又從他們牽到法國學派。當時完全不理解他們有什麼差別，統統拿來用。比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等。解構主義剛好跟台灣的整體氣氛相合，要把所有的東西推翻、顛覆掉。但這種流行的思潮對知識分子的傷害很大，因為那個時候流行打倒所有權威，包括知識分子的權威，當時連我都有這樣的想法。198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開始成為一個污名：不要把自己當知識分子，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是傲慢。那個時候最紅的是葛蘭西和“有機知識分子”，所以後來講公共知識分子，其實就是要把這些概念重新區分開來。直到2003年以後才開始講公共知識分子，這又回頭受到美國的影響，但那個時候談知識分子已經和1970年代的熱鬧完全不一樣了。 　　從政治的脈絡看，1970年代末開始的知識分子熱其實有很強烈的政治性。那個時代有兩個大的、掩飾包裝過的政治主張，其中一個是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是一個文學論戰，其實內涵講的不是文學。反對鄉土文學派的反而是有一點文學的，比如他們說工農兵文學不是文學；而主張鄉土文學的那一派目的不在文學，是轉個彎在討論，現在農村那麼糟糕，農民那麼悲慘。但你又不能直接講這個事情，否則要被抓起來，所以就繞個彎討論說：文學是什麼，文學為誰而寫？文學應該為受苦難的人而寫，苦難的人在哪里？在農村。所以它是倒過來講這個事情。另外一個政治主張是知識分子本身，其實也就是改革派的主張。改革派的主張如果不用直接批評政府的方式，怎麼表達？只能去討論知識分子的良心、知識分子的功用和傳統。他們說，國家和政府應該尊重知識分子，只有尊重知識分子的國家和政府才是好的，是會強大的。再用這個方式去提知識分子的主張。所以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討論其實是很政治的。 　　可是到了後來，知識分子的政治性就很低。從1996年李登輝上台一直到陳水扁，你看到台灣政治完全在走民粹路綫，那個選舉和民粹幾乎成了政治的代名詞。等到後來我們重提“公共知識分子”，其實想要讓知識分子對政治發揮一點重要性，但是這個行動本身其實已經是很無奈了，因為排山倒海的政治已經沒有智識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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