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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政改探路　號召官員殺開血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20 08:57:37

前述那份報告指出：珠海機關公務員普遍缺乏危機感，責任心不強，服務意識弱，遇事推諉，互相扯皮，嚴重影響了項目進度。同時，政府辦公中存在較為嚴重的內耗問題，所準備10份文件有8份是用於政府部門之間事務，80%的精力都用於參加政府內部其他部門的會議，直接應對個人及企業的工作付出太少。 　　當地的主政者曾努力改變這裡積弊已久的官場風氣。但缺乏有力的手段。一件事情讓當地的一位學者記憶深刻：有一次，市長召集他們開會。當中有人向市長反映一個問題，希望他能夠重視解決。令人意外的是，市長告訴他們，這個事情他已經碰到過好多次了，批示過好多次，“但幾年下來這個事情還是這樣，沒有解決。”結果，市長也加入了這個抱怨的行列。 　　“連這個城市的領導者都感到無奈的時候，我知道，要改變這個城市已經很難了。”這位學者嘆息。在採訪中，這樣的抱怨無處不在：從普通的老百姓，到企業商人，到學者智囊，再到官員自己…… 　　當地的一份調研報告分析：從制度環節來看，珠海的一線公務員之所以有如此表現，是因為待遇優厚，不願犯錯，一切照“章”辦事，而這裡的“章”，大多數是從維護部門利益、方便部門管理的角度制定的。2008年初，一位廣東省代表曾經在省兩會上反映，珠海的GDP遠比不上廣州，但其同級別的公務員，薪酬卻比廣州高出50%。“一個科級幹部月薪可以拿到一萬多。”“處級幹部年薪接近20萬，僅車補就高達3000元。”另一位官員則抱怨，珠海的領導更換太頻繁，城市的定位也隨著領導的更換不斷更換。 　　“珠海的發展思路一直搖擺不定，每談出一點東西來，大家看著都有點激情，但後來發現這個思路又不行了。”這不只是珠海的問題，也是全國城市的通病，但珠海的情況顯然更嚴重。 　　“廣珠鐵路，這個鐵路動工了三次，叫三上三下；橫琴島的規劃和定位經歷了三次，叫三起三落；港澳珠大橋三易其名，也是三起三落。‘狼來了’喊多了，大家都不信了，珠海也一樣。”激情就這樣在一次又一次的搖擺當中被逐漸磨滅。 　　改革是唯一出路 　　“珠海現在面臨這麼多的發展壓力，解決根本問題，還要從更大力度地推動行政體制改革入手。”廣東當代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楊正滸說。 　　與珠海市政府機構改革聯動的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 　　“這些事靠職能部門和財政撥款，什麼時候能完成？政府有關部門的職能轉移必須有國有企業、社會組織去承接，政府才有可能轉變職能，集中精力於政策、規劃、監管和服務。”在珠海市政府機構改革的新聞發布會上，珠海市改革辦主任戈曉宇解釋了珠海此次改革的背景。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私下的表述是：國有企業改革的背景是珠海缺錢。無論搞橫琴開發、高欄港區開發，還是基礎設施建設都需要錢，國有企業是很好的融資平台。據悉，目前珠海11家國企承擔著珠海市30%的重大項目建設，投資超過1000億，僅防災減災的項目投入就達100億。 　　“2009年，珠海為支持政府項目向銀行舉債的規模顯然過高了。”楊正滸一直在關注珠海的政府負債水平。他擔心，現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負債高峰。 　　怎麼還？這是個問題。政府的收入主要是稅收和土地財政收入。土地財政占了珠海財政收入相當高的比例。由房地產帶動的財政收入占近三分之二。現在的情況是：珠海總共可開發的土地面積將近400平方公里，現在已經開發了150多公里，批而未用的接近160平方公里。現有的財政還可以依賴的土地已經所剩不多了。 　　財政的薄弱，直接影響到的是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 　　“迄今為止，珠海已經出台了較為全面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方面的政策，但在現實操作中推進的力度不大。”一位參與政策制訂的官員告訴記者。廣東的意圖是，讓珠海借鑒香港的經驗，在社會管理機制上能夠跟港澳接軌，最終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 　　甘霖表示：政府要 “放權”，把不該管、管不好的事權讓渡出去，就必須由社會組織有序、有效 “接力”，這樣，政府職能轉變才能得以實現。 　　“珠海發展的壓力很大，如果有第三方組織幫分擔一部分社會管理，政府就能解脫一部分精力出來。”楊正滸說。 　　“現在珠海哪裡還有錢去購買社會服務？”一位官員反問。政府購買服務的財政壓力相當大。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改革的方向。 　　無論如何，珠海社會體制改革的先行先試已經破題，城市社區民主自治、農村社區民主自治和社會組織的試點工作已經在推進。具有一定社區民主自治基礎的香洲區翠香街道及青竹社區居委會等被作為社區民主自治的試點；珠海市軟件行業協會則被確立為社會組織的試單位，承接政府轉移職能。 　　按照珠海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時間表，珠海將在2013年完成試點工作。 　　“一切問題的解決終歸都要回到改革上來。不推動改革，前30年累積的問題無法解決；不推動改革，珠海或將無法抓住歷史的機遇。”楊正滸說，改革是這個城市的唯一出路。（本刊記者：郭芳　劉建華） 廣州開發區：從這裡看廣東未來 　　汪洋曾說“廣州科學城代表廣東的未來”。廣州開發區及其所在的行政區蘿崗，當地人稱之為“開蘿區”，三年間這裡發生的變化，濃縮了廣東的嬗變之路 　　“占地多、有污染的項目一概不要，通通要拿走！產業轉型升級，我們首先要把籠子騰空，把小麻雀放出去，再引來金絲鳥，最好是騰籠換鳳。” 　　薛曉峰所說的 “小麻雀”，包括一些合同金額超億元的項目，這些在很多城市很可能是搶手“香餑餑”，但在廣州開發區，在決策者權衡種種利弊之後，痛下決心，“甩”了出去。 　　薛曉峰，廣州市委常委、廣州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蘿崗區委書記，從2007年開始，他忍痛扔掉了一些“香餑餑”，自然有新的打算。“九龍工業園新安排進來的項目投資密度達到了每平米700美金，而轉移走的20多個項目，每平米投資密度不足100元人民幣，從100元人民幣到700美金，這是多少倍的提升啊？ 　　“50倍。”廣州開發區管委會、廣州市蘿崗區區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在一旁插話說。 　　但在九龍工業園，蘿崗區的一個區級工業園，還有許多制鞋制襪項目。開發區的決策者們果斷轉移走二十多個舊項目，被安排進來的新項目雖只有七八個，數量下降了一倍多，但其產值效益翻番增長。 　　從2007年開始的“騰籠換鳥”、“騰籠引鳳”，讓廣州開發區近3年來新引進的項目，投資密度從500美金提高到1000多美金，整整提高了一倍多。到2009年年底，廣州經濟開發區和蘿崗區的“米產”，也就是薛曉峰常常掛在嘴邊的土地產出效益，達到每平方米創造的工業產值超萬元，GDP超3000元，稅收收入800多元，同比達到兩位數增長。去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比增40%多，現代服務業增加值比增30%以上。“廣州開發區是廣東省‘雙轉移’戰略的最直接受益者，下一步要把開發區打造成為全省‘雙提升’的核心載體。”薛曉峰說。 　　“送嫁妝”與“加減法” 　　最初的轉變並非如此輕描淡寫，而是相當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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