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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道德水平一百年才能趕上歐洲？

http://www.CRNTT.com   2010-01-22 11:37:53

如果抬頭看看世界，就可以發現，全世界的人，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曾經對社會道德做過艱苦的探索和研究，有他們自己的招數，有些招數比我們的更加有效，那裡的人並沒有舉著燈籠火把走路。 　　我最近讀到一篇文章，很受啟發。它比較了中西方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解決辦法。我國傳統文化宣傳孔融讓梨，表揚他把最好的給祖父母，次一等的給父母，再次一等的給兄弟姐妹，最差的留給自己。這種教育的特點是強調自覺。古羅馬人不是這樣。古羅馬軍隊中曾出現過嚴重不公平現象，面包由長官分發，他把最大的留給自己，小一點的給親近的人，最小的給普通士兵。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沒有找一個榜樣來教育人，而是著眼於制度設計。比如兩個士兵得到一個面包，按規定其中一個負責切割，另一個人則有權首先挑選。這樣，那個切割面包的士兵為了防止自己吃虧，就會非常小心，盡量切得一樣大。這樣的傳統延續發展，就是現代西方社會比較重視制度設計，而不僅僅依靠道德說教。正是有了制度的約束，那裡的腐敗就沒有許多發展中國家那麼普遍和嚴重。 　　我還可以舉出在兩個不同國家的親身經歷，來說明別國之人雖然不知道孔夫子孟夫子，但其道德並不比我們差。 　　上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時我常駐伊朗，發現在兵荒馬亂的時候，伊朗人仍然保持了較高的道德水平。有一天，內人在使館勞動時不慎從樓梯上摔下，跌斷了右臂的鷹嘴骨。我聞訊放下手頭的工作趕去，忙著送醫院。此時，使館大門外等待辦簽證的隊伍里走出一個小夥子，告訴我德黑蘭有一家私人診所，專治四肢骨骼，醫生是留美生，並曾在德國行醫十年。他把自己的車開過來，載著我們直奔那家醫院。次日，他還帶了一束鮮花，特意來醫院探望。我與他素昧平生，如此熱心相助，令我感動。後來我們又來往了幾次。那時候的伊朗經濟非常困難，本國貨幣里亞爾急劇貶值，實行外匯管制，官價一美元換七十里亞爾，市場上則可換一千多里亞爾。我們的經費是美元，如果老老實實到銀行去兌換就吃虧太大了。這小夥是個小商人，在德黑蘭巴扎里有一個鋪位。我就給了他兩千美元，托他在巴扎兌換。那天我們等了他一天，到晚上才把錢送來。說實話，我都有點後悔了，想起小時候母親反覆告誡：“銅錢銀子，左手不托右手，外甥不托娘舅。”但晚上他來了，公文箱里滿滿一箱子的里亞爾。他見我喜出望外，知道在此之前一定有一個著急的過程，說道：“別說兩千美元，就是一萬，十萬，我也會如數送來的。我們巴扎商人，每天經手的錢成千上萬，一般連一張條子都沒有，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問題。”我聽後很不好意思。 　　近年來，我在國內經常上當受騙，每每想起這個伊朗小夥子。他們不一定接受過“人無信不立”之類的教育，為何如此誠信？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古風猶存。伊朗人告訴我，好客是他們的傳統，至今在偏遠農村，家裡來了客人，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人，也要好吃好喝招待，困難的人家，有一口吃的，要讓客人吃，只有一床被子，要給客人蓋。如果誰家怠慢了客人，說明這家人太沒有道德，就會在當地難以做人。另一個原因是宗教。伊斯蘭教不僅有道德的道義約束，而且有宗教法律的約束，違反道德規範將受到實實在在的懲罰。這兩條，一條是我們早就丟掉了，一條是我們根本就不具備。 　　再舉一個澳大利亞的例子。     澳大利亞的人際關係遠沒有我們這樣密切，一般是各自過各自的日子，別人的事情不打聽。但是，當別人遇到困難的時候，卻人人都樂於提供幫助。我到什麼地方去，如果不認識路，停在一邊查看地圖，就會有人上來問：“我可以幫助你嗎？”“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有的時候，他們會開著車在前面帶路，一直帶到岔道口，並指給我正確的方向。有一次，我聽說悉尼有一個停車場比較便宜，但在那裡轉了兩圈，沒有找到入口。我問一個華人，他漫不經心地用手一指就走了，連口都懶得開。我只得向一個當地白人婦女打聽，那婦女滿面春風，詳細告訴我怎麼走，看我還有些疑惑，幹脆拿出紙筆來為我畫了一張地圖。     澳大利亞人也不知道孔子，他們有如此高的道德水平，除了“愛人如己”之類的宗教教育外，還有現代文化的影響。我們的傳統社會是以家庭和家族為核心的，為自家人辦事不遺餘力，甚至不惜違法，外圍依次是親戚、朋友、同學或戰友什麼的，起碼是熟人，其他人就都是競爭對手，沒有義務提供幫助。澳大利亞人的家族觀念比較淡薄，社會以個人為核心，個人以社會為大家庭，非常注重社會的整體和諧，要求社會成員具有公共意識和公共道德，將社會中的其他成員當作自己人。這兩條，一條是我們根本不具備，一條是還沒有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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