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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小年：陸克文和凱恩斯錯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09-03-17 09:28:15

批評大眾會丟失選票，政治家深知這一點，拎出少數“新自由主義者”和金融家痛打，低風險，高收益，順手再牽出凱恩斯主義的對策，政府救市，政府開支，政府監管，如陸克文先生所言，將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基礎性的地位”。如此既恢復了大眾的無辜，又讓他們看到未來的希望——如同上帝般的政府，當然，還有領導政府的政治家。凱恩斯主義的流行，與其說給出了醫治經濟蕭條的藥方，不如說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眾飽受折磨的神經與錢袋得到暫時的安慰。  　　在完成了危機探源方面的大轉換後，陸克文總理接著解釋政府將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義”毀滅了的市場。根據他的設想，政府將承擔四大歷史性的任務：拯救私人金融系統、刺激社會需求、建立全球監管體系以及實現社會公正。  救世主真的要降臨人間了嗎？  　　麻藥劑還是手術刀？  　　毫無疑問，在危機時刻，政府應動用一切法律賦予的手段，盡快穩定金融市場。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必須是臨時的和應急的，而不是長久的和常規的，要防止將救火式的政府干預制度化。政府可以為市場交易提供擔保，改變遊戲規則如限制賣空，向金融機構注資，或者將商業銀行國有化，但在採取這些非常措施之前，政府必須做出明確的承諾，一旦金融系統恢復正常，政府將立即退出市場。這個承諾必須是可信的，也就是公眾能够監督執行的。  　　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作為堪稱典範。為了保衛聯繫匯率制，港府於1998年夏季入市干預，大量購買恒生指數股。在聯繫匯率制的危險解除後，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將危機期間買入的股票賣給香港公眾，政府退出市場，兌現先前的諾言。  　　令人擔憂的是，陸克文總理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社會民主主義者要“重新塑造一個面向未來的全面哲學框架，它既適應危機時期，也適應繁榮時代”。如果這意味著危機管理變成繁榮時代的常規，政府在危機時期獲得的權力延續到正常狀況下，就將對經濟的效率和社會公正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從哲學上講，陸克文先生的邏輯也不能成立，撲滅澳大利亞山林大火和管理悉尼歌劇院畢竟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遵循同樣的原理。現代凱恩斯主義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危機來論證常態下政府干預的合理性。 　　金融救援的第二個原則是以改革與重組為目標，只有同意和準備進行重組者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世界各國政府在當前的金融救援中，多以維護信心為目的，它們沒有看到，恢復信心的關鍵是恢復微觀經濟單位的財務健康。金融機構必須進行業務、資產和財務的重整，以便盡快降低負債率。同樣，家庭也必須削減消費，增加儲蓄，無力償還按揭貸款者，不得不喪失他們的房屋。資產-負債的調整越早到位，信心就恢復得越快。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勇氣對選民講實話，在許諾迅速復甦的同時，政府花錢緩解民間的眼前困難，刻意營造虛假太平的氛圍，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組，推遲了復甦所必需的結構調整，延長了經濟衰退期。 　　拯救金融體系的第三個原則是被救助者必須分擔救助成本。政府注資商業銀行，原有股東的權益就被稀釋；政府接管金融機構，原來的高管就要下台。對於次級按揭的債務人，他們也應該為自己的決策失誤付出代價，否則將使原本就存在的社會公正性問題變得更為嚴重。次按債務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補貼，信譽良好和正常還款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幫助，這豈不是變相的獎劣懲優？如果確無還款能力，只能破產，正確的政府救助應該是增加破產後的補助，而不是輸血以阻止破產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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