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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鎮化如何解決人、錢、土地三大難題 | |
http://www.CRNTT.com 2014-04-09 09:12:02 |
東方早報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部副研究員卓賢文章表示,城鎮化是人口、資金、土地等各類要素在地理空間流動、配置、組合的動態過程。如何打破阻礙要素流動的制度藩籬,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釋放經濟發展潛力,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是《規劃》潛藏在洋洋灑灑三萬字背後的邏輯鏈條。 中國的城鎮化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現代化轉型過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城鎮化也出現了質量不高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城鎮化轉型發展的內在要求愈發緊迫。對此,《規劃》用了三個“不可持續”來點出中國城鎮化面臨的挑戰: 主要依靠勞動力廉價供給推動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模式不可持續;主要依靠土地等資源粗放消耗推動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模式不可持續;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壓低成本推動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模式不可持續。 無論是城鎮化取得的成就,還是目前出現的問題,都與中國推動型的城鎮化模式息息相關。35年來的改革逐步突破了城鄉分割的制度框架,由此釋放出的市場力量與地方政府的競爭動機相結合,推動了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但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對包括人口、資金、土地等市場要素的一些不當幹預,也扭曲了資源在城市空間的配置,導致城市要素聚集偏離最優路徑,出現效率損失和風險累積,影響了中國城鎮化的質量。而這正是《規劃》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人口流動障礙和經濟增長潛力 文章稱,人口大規模流動是大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在美國,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遇,每年有800萬人跨州遷移。有研究表明,在統計意義上,跨地區遷徙的城市移民比留守故土的人群更具進取心和創新精神,人口的流動將有利於人力資本的優化配置。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人口流動對經濟後發追趕的意義更加重大,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動到非農部門所帶來的結構轉化效應,是過去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 人口流動的制度性障礙降低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雖然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經歷了大規模的城鄉人口遷移,人口城鎮化提高的速度很快,但根據研究,在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水平上(按麥迪森國際元計算),歷史上只有葡萄牙、泰國和斯洛文尼亞的城鎮化率低於中國。對於人口城鎮化落後於經濟發展的現象,《規劃》的分析是很到位的:受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產城融合不緊密,產業集聚與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上述勞動力流動制度性障礙的存在,使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時間提前到來,在“總量過剩”的情況下,一些沿海地區出現勞動力“局部短缺”,降低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同時也使得城鎮內部出現新的二元矛盾,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問題日益凸顯,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風險隱患。 以雙軌制逐步破除人口流動性的障礙。人口流動性障礙集中反映在現行的戶籍制度上。《規劃》所提出的建議,包含著“雙軌制”的內核:一方面,要以就業年限、居住年限、城鎮社會保險參保年限等為基準條件,因地制宜制定具體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標準,“逐步使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另一方面,要建立居住證制度,建立健全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鈎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落戶即意味著享有與城鎮居民相同的福利標準。受城市政府的財力所限,不可能使所有流動人口一步到位取得城鎮戶口。因此,在一部分流動人口獲得城鎮戶口及其掛鈎的公共福利的同時,另一部分人依托居住證制度根據對所在城市的貢獻來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後者在國際上是一種普遍的做法。例如,在美國的一些州,居民要享受教育、醫療、公共救助等權利,必須獲得州居住權,除了要證明自己是該州實際居民之外,還要在該地區居住滿特定期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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