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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中歐洲關係的新變化

http://www.CRNTT.com   2021-05-22 00:02:20

三、歐美對華政策協調的限度 　　拜登政府在贏得歐洲盟友信任方面可能會取得一些成績，但是歐美關係也存在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結構性矛盾，限制著雙方對華政策協調的領域、深度和成效。跨大西洋同盟是霸權體系，是一種非對稱性關係，美國也必須要維持這種不對稱性，但是這種非對稱性已經顯著降低。軍事安全關係上，美國依然是絕對領導者，而在經濟、非傳統安全、規則制定和傳播等方面，歐盟具備了與美國的平衡性關係，在氣候變化、維護多邊主義、人權保護、發展援助等領域甚至展現出領導性作用。這導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歐盟追隨美國的意願顯著降低，尤其是在伊拉克戰爭、伊朗核問題等方面歐盟都展現出不服從美國的傾向。面對一個日漸自信、有明確戰略自主意願和自我戰略利益目標的歐盟，美國如何讓歐盟的自主派精英們繼續無條件追隨霸權是越來越重大的挑戰，尤其在對華關係問題上，美國想讓歐盟與其步調一致更是近乎一廂情願。 　　拜登政府非常清楚，要贏得與中國的長期的戰略性競爭，進行歷史性的投入（historical investment）和鞏固盟友關係是互不可缺的兩翼，前者也包括保護創新和知識產權、確保財富的增長能惠及所有人等。戰略計劃非常清晰、對路，但是當今美國的資源能否支撐其實現戰略規劃非常值得懷疑。實際上，未來美國對歐洲的戰略資源投入並不會有實質性增長，更多是在政策和觀念上對歐盟提供“聲援”。拜登的“盟友第一”戰略，主要是利用美國的聲望來凝聚、鼓舞盟友，推動盟友走到前台並承擔更多資源投入和行動任務，這與特朗普的“美國第一”政策沒有本質不同，衹是方式上讓盟友們感覺更受尊重。因此，慕尼黑安全會議後默克爾、馬克龍等歐盟領導人對拜登重塑大西洋聯盟的計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對於美國能否真正將承諾付諸實踐保持審慎。同時，美國越來越表現出將自身利益凌駕於盟友利益之上的傾向，甚至為自身利益而不惜損害盟友利益。例如，北溪二號是德國為解決能源安全而實施的項目，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出於反俄和國內石油利益集團利益，都表示了強烈反對，德國人對此難以理解也異常惱怒。 　　更重要的是，強化歐美對華協調尤其是對抗性的聯合行動並不能解決和彌補歐洲的貿易、市場和投資問題，不能解決歐洲的發展和經濟增長問題。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歐盟經濟一直增長乏力，新冠疫情進一步使歐盟經濟遭受重創。美國經濟也增長緩慢，市場規模無法明顯擴大，而2020年中歐貿易、投資卻逆勢增長，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如果歐盟過度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配合美國的對華競爭政策，收到的僅僅是表面的、空洞的所謂價值觀利益，損失的卻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歐盟內部的務實派、工商業界、與中國經濟關係密切的成員國如德國政府等，不可能不清楚個中利害。 　　此外，歐盟戰略界對於美國盟友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上的“不可靠性”認知也已日漸強烈，會在戰略上與美國保持距離。現在美國最大的“不可靠性”，是自特朗普政府以來國內政治的失序，歐盟精英對於拜登能否彌合美國社會撕裂、政治極化都心存疑慮。他們認識到美國政治的衰退既不是起於特朗普也不會終於特朗普。在對外政策上，美國外交戰略隨政府輪替而變動是一種常態，盟友對此都有一定心理預期和承受能力。但是自小布什開始，美國對外政策變動的劇烈性和搖擺的幅度，越來越超出盟友們的承受範圍。盟友們在實際行動上，會更為審慎地把控與美國戰略的綁定程度和投入力度。尤其是對當前的歐盟而言，如果不能在對華政策上“獨立自主”，其所謂的戰略自主形象將會大打折扣。目前，歐美關係一定程度的修復和熱度，很大程度上是對“讓人憤怒”的特朗普盟歐洲政策的情緒性、宣洩式的“報復”。拜登政府的政策暫時可能會對一部分歐洲盟友起到“心理安慰”作用，但是這種“修復關係的熱情”，會隨著解決雙方長期存在的各種具體的結構性問題而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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