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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台灣——從戰後50年到戰後70年

http://www.CRNTT.com   2018-06-02 00:08:07

汪毅夫（中）與北大台研院院長李義虎（右）、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节大磊（左）（中評社 張爽攝）  　　  　　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在這短暫的戰後時段里，收複失地不是領土再造，台灣回歸、兩岸歸於統一卻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祈盼。1945年到1948年，在中國台灣發生的那些事兒，往往具有某種或多種意義：象徵性的、實質性的、預警性的、代表性的。例如，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時舉行的“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標誌著中國收複失土，台灣回歸祖國，具有莊嚴的象徵意義。而在此之前，1945年10月17日“國軍70軍”在基隆登陸已具有收複失土的實質意義。然而，“國軍70軍”在台灣的不良表現具有“國軍”衰敗的預警意義。當年《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台北散記》記：“國軍70軍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221名公務員直到（10月）17日才到（基隆）。火車開到台北時天色已晦，台北車站聚有人群在風中舞蹈，在呐喊。18日，國軍進駐台北。群眾佇足靜觀，很多人發生疑問，為什麼都帶著一把紙傘？為什麼那麼瘦弱還自己挑著擔子？沒有人公開回答這些問題。”在台灣，“國軍70軍”整編為“國軍70師”並在台強征兵員，影響惡劣。“國軍70師”於1946年12月被調赴大陸內戰前線，旋於1947年1月9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全殲。 　　 　　在這短暫的戰後時段里，最具實質意義的是魏建功、洪炎秋等北大學人主導和推動的台灣國語運動的績效。魏建功教授於1946年2月2日到達台灣，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把承勞乃宣、錢玄同而來的北京大學“做國語統一運動” 的學術傳統和學術經驗帶到台灣。制定了包括“複員台語，從方音比較學習國語” 在內的“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 。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自恃在福建做過國語推行，他在1946年2月16日的廣播講話里說：“對於國文，我希望我們要剛性的推行，不能稍有柔性”，“我們推行國語，必須剛性的，俾可增加效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剛性”規定，從1946年春季開學之上學期起，各校一律用國語教學。北大學人魏建功堅持遵循學術規律的原則，1946年7月30日，他在台灣《新生報》撰文說：“我們相信不出兩年一定達到學校教育全用國語的理想”。當年主持或參與台灣國語運動的北大學人有魏建功、何容、方師鐸、龔書熾、馬學良、許壽裳、夏德儀、沈仲章、洪炎秋等。   　　1946年9月，魏建功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招考國語推行員辦事處”設於北京大學文學院。  　　　  　　1946年11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選派13名台位公費生到北大學習。 北大同台灣由此平添了一層親密的關聯。  　　 　　台灣光復時期，先後主政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完成和部分完成收複失地和“去日本化”的工作，但在收複民心、“做好台灣人民工作”方面乏善可陳。譬如，1945年10月1日，某國民黨官員在台灣廣播電台講“台灣同胞對此次戰爭與收複台灣應有認識”，但他對台灣同胞為此付出好不屈不撓的努力、至深至重的代價毫無認識。這是很有代表性的。唉，歷史不能假設，但假設當年到台灣的是有群眾工作路線、善於同群眾打成一片的中國共產黨，情況就會很不一樣。 　　蔣介石的反共立場相當堅定，他發動內戰存心已久，而選擇台灣為其敗退之地亦似乎存念已久。1946年8月，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共）　 “對於政府就是不宣而戰！我們現在對於奸黨必須用他自己的方法來打擊他自己。他既然不敢公然叛變，而用不宣而戰的方式來攻擊我們，那我們就要用不宣而戰的方式來回擊他！因為用這種方式，可以使許多不明了中國國情的友邦人士，袪除一種不必要的疑慮，不至於誤認我們剿匪是要繼續一黨專政，而不肯容納其他的黨派、實行民主政治” ；1946年10月，蔣介石視察台灣時說：“台灣尚未為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蔣介石的講話里還有徦假的搞點民主政治、或搞點假假的民主政治的意思。當中國內戰的情勢發生逆轉，蔣介石果然確定台灣為其敗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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