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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台灣——從戰後50年到戰後70年

http://www.CRNTT.com   2018-06-02 00:08:07

汪毅夫在北大發表演講（中評社 張爽攝）   　　對於日據當局“從語言開始”的一系列“去中國化”步驟：講日本話、改日本姓名、隨日本風俗、從日本習慣、入日本國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國意識，台灣人民採用各種方式，步步為營，步步扺制。譬如，針對日據當局用日本話取代中國話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灣民間曾廣設教授漢語漢文的“書房”（也稱“書館”），洪棄生就曾以開館授徒為業，其書館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餘生徒”的規模。當日據當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緊：從管制、限制到禁止漢語漢文教學，日據當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緊：從籠絡到管制台灣文人的文化活動。但是，台灣文人應對有方，他們利用侵台日吏對於漢詩創作的政治考量（籠絡台灣文人）和文學興趣，參與日人的詩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詩社，延長了日據當局文化籠絡政策的時效，縮減了日據當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實效。1911年，梁啟超到台遊歷，對台灣各地“所至有詩社”的情形印象深刻，這種情形到日據末期也不曾稍改。台灣文人悲憤地說，“特借是為讀書識字之楔子耳”，“延一線斯文於不墜”也。 　　記得兩年前、也是在北大。我還指出：在《馬關條約》之割地條款背後，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台灣既割，生活在台灣這片美麗土地上的台灣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　《馬關條約》簽訂後，時論乃以“國家喪地之悲” 為主軸。 譬如，後來曾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筆述和經學教員的林紓，於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廣文遺詩序》 ，其文謂：“集中作，在台灣時紀行攬勝為多，皆足補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門庭，台灣今非我有矣。詩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資敵，先生若在徒能為伯詡之憤耳，究不如其無見也”，“感時之淚，墜落如賤”，情詞感人。當年在京參加“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羅秀蕙、黃宗鼎取得“同鄉京官”戶部主事葉題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結”的聯名上書，乃以“台民忠勇可用，籲朝廷勿棄以予敵”為主題。他們談了棄民，也提及義民：“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洪棄生《台灣戰紀》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棄民者民必棄之”。 “棄民”的歷史遭遇和“棄民”的悲情心結，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歷史留給台灣人民的傷痛。 對此，我們當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來，在戰後50年里，台灣人民的表現是義民負重、棄民忍辱。“在台灣被侵占的50年間，台灣同胞保持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和牢固的中華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認同自己屬中華民族。這是與生俱來、渾然天成的，是不可磨滅的。”　　　 附帶言之，1895年參與上書的黃宗鼎有弟名彥鴻。黃彥鴻於1898年中進士、點翰林後，官至三品。據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黃彥鴻於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師大學堂“文案官”兼“會計官”。看來，三品要員到北京大學可以當文書兼會計，得其所哉。  　　戰後50年，端賴台灣人民忍辱負重、擔當民族大義，台灣“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詩句）仍然是中國的：《馬關條約》並未改變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日據當局最後承認，精神和形式的“內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歸於失敗：“（台灣）改隸雖然已經過了40餘年，但是現在保持著以往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脫，蓋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台灣僅一水之隔，且交通來往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台灣人的觀念，平素視為父祖墓墳之地，思慕不已。”這正如《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所說的：“台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間，這一基本情況也沒有改變。”　　 當然，戰後50年畢竟是兩個世代的時段，其間也產生了為數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們多是1920年以後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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