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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錦：十三五時期經濟持續增長的若干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6-02-01 07:54:28

“十三五”時期，特別是開始的一兩年，將是實現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期。 　　中評社北京2月1日電／十三五”時期，特別是開始的一兩年，將是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期。 　　重視增長階段轉換的規律性與國際經驗 　　財經網刊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文章表示，成功追趕型經濟體通常在經歷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長後，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回落。我們在2009年開展的一項研究中，就注意並描述了這一現象，提出了中國經濟將要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的判斷。 　　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較多是用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劉易斯拐點出現等予以解釋，有一定的說服力。我們認為，重要工業產品長期需求峰值相繼出現同樣不能忽視。與短期的需求決定不同，長期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術水平和人們的需求偏好決定，本質上是由技術或供給決定。把長期供求因素結合起來，可以形成一個較好的分析框架。 　　從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來說，以往重點放在解釋後發經濟體的“起飛”問題上，對起飛後的持續增長和到達一定水平後的“降落”問題缺少關注。這應當成為以後長期增長理論有所前進的重點領域。 　　當前學術界在此問題上對政策有較大影響的兩種觀點值得關注。一種以周期波動替代結構轉換，用短期宏觀框架分析問題，典型表現是對通縮現象的分析。中國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通縮，主要是由過去十多年重化工業高速增長、歷史需求峰值出現後供給調整滯後所導致的，與西方國家曾經出現的源於貨幣供應不足的通縮全然不同。簡單用“寬貨幣”辦法應對不可能明顯見效。 　　另一種是以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倒推中國的增長速度。這種方法的基本問題是混淆了收入差距與增長條件的區別。即使後起國家最終能夠接近前沿國家的發展水平，在不同時期增長速度會仍會有很大差異，原因是不同時期所要求的要素、需求、制度、政策等條件不同。 　　東亞追趕型經濟體，主要是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與中國增長環境相近，增長軌跡相似，其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時期的經驗教訓值得關注。 　　第一，進入轉型期後，這些經濟體都缺少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的經驗、理論和政策準備，仍試圖恢復以往的高增長，延誤了本可利用的調整時機。第二，以擴張性宏觀政策刺激經濟，在宏觀形勢判斷上屢屢出錯和反覆。第三，對嚴重過剩產能治理在初期被動消極，以後採取了一些有效辦法。第四，在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推進系統改革上走走停停，進展不一。第五，轉型後的增長模式差異明顯，但都為進入高收入社會提供了支撐。 　　日韓台經濟轉型歷時都在十年以上，才逐步穩定下來，新增長模式趨於定型。其轉型期所遇到的問題、挑戰，制度和政策的演變過程，針對性、可借鑒性較強。認真研究汲取相關經驗教訓，可能成為我們另一種不可多得的後發優勢。 　　以供給側改革推動轉型再平衡 　　文章分析，從2010年第一季度到達高點出現轉折算起，這一輪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已經超過5年。從最新統計數據看，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底在何方”成為普遍關心的問題。這是一個由以往10%左右高速增長平衡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長平衡轉換的過程，因此可稱之為轉型再平衡。 　　“十三五”時期，特別是開始的一兩年，將是實現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期。實現轉型再平衡、平穩轉入中高速增長平台，將取決於以下三個條件。 　　一是高投資觸底，中國以往的高增長主要依托於高投資。高投資觸底，主要取決於基礎設施、房地產、出口三只“靴子”落地。 　　二是減產能到位。與高投資回落對應的重化工業增速回落，後者慢於前者，於是出現了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迄今40多個月的負增長，相應地是工業企業利潤一年多來的下降。走出這種困局的出路，是在相關行業實質性減產能。產能下來了，供求趨於平衡，PPI才能恢復正增長，企業才能恢復盈利和再生產能力。 　　三是新動力形成。新動力大體包括新成長產業、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而產生的新增長點。這些領域大都是新增長空間擠壓舊增長空間，更多體現了增長方式和質量的改進，同時也會引起利益關係的重組乃至衝突。 　　中國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平台，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產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產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左右看到。 　　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並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出現，直接取決於減產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如果“效益底”滯後於“需求底”遲遲不能出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困難時期。為了避免不利局面出現，必須加快供給側改革。 　　首先，減產能要採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可考慮由國家層面確定減產能總量，按現有產能將減產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上出台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並重組。 　　其次，進一步放寬准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表面上看投資已經不少了，但如果放寬准入，還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再次，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 　　農民要進城，城裡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願，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農民所擁有的資產只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才能充分顯現，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維護。 　　此外，在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創新環境等方面，也都要採取得力舉措。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要通過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 　　近期應關注並著力解決的幾個問題 　　文章指出，1. 努力實現由“管企業”向“管資本”的全面轉變 　　目前國企改革所處的形勢，與改革初期不同，與過去一些年也不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全面提升要素生產率的階段，如果說以前國企還有某些優勢，這些優勢正在明顯減退，固有的矛盾問題更為凸顯。不論是陷入嚴重過剩產能困境的企業，還是受到行政性壟斷保護的企業，以及處在競爭第一線而創新能力不強的企業，如果改革沒有實質性推進，困難還會加劇，對整個經濟轉型升級的不利影響可能超過以往。 　　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則應該說是明確的，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的有關內容。關鍵是將之落到實處。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切實實現由管企業到管資本的全面轉變。這裡需要理清一些認識問題。在提法上，要由“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轉為“做活做專做優做大國有資本”。 　　一是擺脫以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的思維定勢。市場經濟中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市場相互開放，各種要素相互混合和融合，某個企業完全依賴某種資本只是少數，甚至是偶然，往往發生在初創階段和較低水平。 　　從現實情況看，完全獨資的國有企業數量已經不多，且多為出資者。規模居前的企業，基本上是上市公司，投資者中不僅有大量國內社會投資者，也有大量的海外投資者。有些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國有資本只是相對控股。這些企業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有企業。 　　正是由於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的變化，才帶來了這些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的增強。要求企業只擁有某一種類型資本，與要素市場開放、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是內在矛盾的，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對企業發展的要求。現在是摒棄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按所有制劃分企業的時候了。 　　二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有進有退，有大有小，有強有弱，並無定勢。國有資本參與其中的企業，不論是獨資、控股還是參股，概能莫外。要求國有企業都做強做大，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不符合實際。 　　現實中國企能夠做大的是少數，能夠做強的更是寥寥。“小的是美好的”，中小企業中不少很有競爭力，有些中小企業是百年老店、隱形冠軍。這類企業不大，國有資本是否就不能進入？目前陷入嚴重產能過剩困境的國企為數不少，虧損嚴重，難以為繼，是做大做強，還是破產關閉或重組？顯然，這些都是常識範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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