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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錦：十三五時期經濟持續增長的若干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6-02-01 07:54:28

三是把國有資本與具體企業脫鈎，才能真正有助於國有資本發展壯大。在國有資本應當發揮作用的範圍內，國有資本應當是選企業，好的進去，不好的出來，企業可以起起落落，只要國有資本活起來了，通過流動配置，就可以實現持續增長。 　　四是只有通過企業內外不同類型資本的混合融合，國有資本才能更好發揮其影響力、控制力和帶動力。在國有資本職能既定的情景下，以有限的國有資本盡可能多地影響非國有資本，只有在開放的股權結構和市場結構中才能實現。 　　五是淡化以至改變以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的做法，才能真正促進公平競爭。不同類型企業公平競爭已經講了多年，仍難以落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事人通常認為，即使國企效率低、不合規，但“肉爛在鍋裡”。 　　而與非國企打交道，對的也可能是錯的，小問題可能成為大問題。促進企業的公平競爭，必須改變對企業按所有制貼標簽的做法。促進公平競爭，也應當成為國有資本的戰略目標之一，從長遠看，對國有資本本身發展也是有利的。 　　綜上所述，由“管企業”向“管資本”的轉變勢在必行，必須加快。管資本，就要用好資本。應當按照三中全會精神，使國有資本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重點用於提供公共產品，發展戰略性前瞻性產業，促進科技進步，保護生態環境，保障國家安全。 　　在這個過程中，對國有資本應強調做活做專做優做大。做活，就是推動國有資產的資本化證券化，是資本能夠動起來；做專，就是在需要國有資本發揮作用的各個領域，提高專業化、精致化水平；做優，就是按照國家戰略目標的需求優化布局結構，全面提升效率；做大，把以上幾條做到位了，國有資本的規模就會不斷壯大。 　　下一步改革中還應注意：一是加強高層設計和推動，重點是明確大的方向、原則和底線。由於國有資本產權結構的特殊性，防止流失應成為底線，關鍵是提高透明度，實現陽光下操作。二是在此基礎上鼓勵地方和基層試驗，允許不同方案同時登台，相比比較、借鑒、優化。三是避免國企改革的意識形態化，要是什麼事情說什麼事情，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少說多做，務實推進。 　　2. 解決“問題地區”的問題要有新思路、新辦法 　　隨著增長速度放緩，部分地區困難突出，成為新的“問題地區”。這些地區大都資源密集、以重化工業為主，主要分布在東北和中西部。 　　新的“問題地區”出現，提出了一個重要警示，即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不容忽視。從全國看，已經不大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為中國已經越過了那些國家落入陷阱時4000～6000國際元的階段。但在進入高收入社會之前，部分地區增長放緩、停滯，落入某種陷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這些新“問題地區”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後增速大幅下滑，新增長動力不大明朗。高增長主要依賴高投資，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投資總量接近或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奇特情景。如果這些地區是獨立經濟體，意味著過去的高投資大量依賴引入外債，隨著增長回落、競爭力下降，很可能出現匯率貶值、資金流出，進而陷入債務或其他類型的經濟危機。 　　這些新“問題地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重化工業回落與國有企業為主的體制並存。重化工業回落有其規律性，但如何應對則反映了體制特點。近些年的經濟增速回落幅度較大的，除了重化工業外，還有出口產業。出口產業在過去長時間內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長速度，近年降幅很大，2015年以來甚至出現了負增長。 　　與重化工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出口產業進行了力度很大的調整，企業關閉、人員流動、債務重組，尤其是適應市場變化而進行的轉型升級，但這些調整基本上是靜悄悄進行的。出口產業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最充分的產業，對增長回落的應對方式較好地體現了市場經濟中結構調整的特征。 　　這種比較對如何解決“問題地區”的問題有重要啟示。在經過一個時期減產能的調整後，國內外市場對重化工業仍有長期穩定的需求，這些產業特別是裝備工業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關鍵是這些“問題地區”能否在壓力和挑戰中抓住機遇，真正從困境中走出來。國際經驗顯示，有的“問題地區”由此一蹶不振，陷入長期衰退。 　　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經過十幾年實行振興政策後再次落入困境，政策本身值得反思。如果繼續沿用倚重扶持、推遲或避免深層改革的路子，必定無法應對大幅減產能、產業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的新挑戰，且要延誤時機。必須用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辦法，走出一條地區振興的新路。 　　例如，加快企業減產能、轉型升級進程；對製造業基礎好的地區，大力度推動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跨地區、跨所有制的企業重組。還可考慮與市場經濟發達地區對口合作，創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經濟特區。與此同時，要保持產品和要素市場足夠的開放度，通過人口流動，逐步達到地區之間人口數量與收入水平大體平衡的狀態。 　　3.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完善公務員隊伍激勵機制 　　十八大以來提出和貫徹八項規定，大力度反對和懲治腐敗，成效顯然，深得人心，開創了黨風廉政建設的新局面。把當前出現的懶政現象歸結於反腐敗不符合實際，顛倒了是非關係。從調研的情況看，部分幹部的不作為原因複雜，既有“不想為”“不敢為”的問題，也有新常態下老辦法行不通而出現的“不會為”，指標脫離實際、風險過大而“不願為”等問題。 　　政治生態的變化，要求因勢利導，乘勢前進，與經濟轉型對政府職能和幹部隊伍的要求相適應，加快建設有理想、有能力、會幹事、守規矩的現代化公務員隊伍。 　　一是把廉政建設的長效機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結合，形成符合國情、符合現代治理結構要求的長效機制。這方面應進行多方面的積極探索，重要元素包括選人用人機制的透明度和穩定預期、“政務官”與“事務官”適當分離、職責與監督有機結合、穩定的薪酬增長機制、福利待遇與廉政狀況掛鈎機制等。 　　二是繼續鼓勵地方政府之間的適度競爭。地方競爭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機制，不能丟掉。應興利除弊，與時俱進地將競爭標的物轉向轉型升級、創新驅動。新常態下創新城市和創新中心的出現、“問題地區”走出困境等，都需要發揮地方競爭的積極作用。 　　三是給地方基層試驗、創新以更大空間。中國改革開放一條重要成功經驗，是地方基層先行試點，取得經驗，比較、提升、完善，然後推向全國。這條經驗仍應堅持。中央頂層設計的大政方針確定以後，具體管用辦法還是要靠地方基層去探索和驗證。 　　應給地方基層更大的試驗空間，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線的前提下，同一項改革可以有幾種方案同時試驗，相互比較、補充、完善。地方基層試驗為創新型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有利於發現人才、用好人才。這種試驗也是一種試錯糾錯的過程，有利於少走彎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創新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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