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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的不只是活下來

http://www.CRNTT.com   2013-08-13 14:35:07

懷舊者大量存在。在得知《衛報》將縮減印刷版業務的消息後，倫敦市長鮑裡斯.約翰遜專門撰文，捍衛傳統媒體的存在價值。“如果你們停掉這個以油墨與紙漿為載體、承載著歷史的印刷版報紙，那將是一場國家災難。你不可能用‘在線’的方式還原新聞紙上的內容，互聯網上充斥著色情與廢話，我們需要在書報亭裡看到智慧，我們需要在地鐵裡拿著報紙沉思。”但不管這個呼籲顯得多麼動人，恐怕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見證《衛報》徹底告別油墨與紙漿。 　　在將來，一定會有這樣的時分到來：所有的報刊都停止紙版印刷，只出數字版。然而，沒有人知道這個將來會在什麼時候到來；也沒人清楚當那一天真正到來的時候，還有哪些報紙和雜誌會存在。當然這也不只是報紙和雜誌的故事，在網上到處流傳的視頻顯然也已經極大影響了電視台，不過那是一個需要另外講述的故事。 　　《衛報》已經走在關掉印刷機的路上。它提出了“數字化優先”（digital first）戰略，它的高管甚至說，數字版的可持續性商業模式將成為“《衛報》的使命”。《衛報》的經營負責人亞當.弗裡曼稱，“數字化優先”戰略將把傳統記者和免費工作的熱情公民的努力結合起來，奔向“新聞的開放性未來”。 　　弗裡曼說道：“像許多產業一樣，報業是偶然開始的，印刷機發明出來，我們用那種方式分發新聞。現在我們很清楚，我們必須做到數字化優先。比起關心平台來，我們更關心如何講述新聞。”《衛報》致力於開拓網絡所賦予的機會來傳播所謂的“開放”新聞（"open" journalism）。《衛報》長期的主編艾倫.魯斯布裡奇用一連串排比詮釋了什麼叫做“開放”新聞。“旅遊版在尋找對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環境團隊試圖擴大環境報道的範圍、權威性和深度。國際報道組想要收獲盡可能多的來自阿拉伯的聲音，以幫助報道和解釋那場春天的革命。體育編輯在想怎樣才能更好地報道競逐世界杯的32個國家球隊。評論編輯希望拓寬辯論的光譜，從政治思想家到科學家到神學家到律師⋯⋯這家報紙正在超越一家報紙的界限。記者發現自己能夠呈現更完整的畫面。” 　　我特別關注弗裡曼的這個說法：報業是偶然開始的。我們如此習慣於由大型報紙和電視網構成的“大眾媒體”世界，以至於將其看做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大眾媒體會不會只是歷史上的一個異常現象呢？哈佛尼曼新聞實驗室的李.漢弗萊通過對信件、日記和其他前數字時代的表達手段的研究發現，如果放眼一段更長的歷史時期，單向的、廣播式的“大眾媒體”並不是標準現象，相反，人際的、多方向的溝通才是主流——就像現在的博客、Twitter和Facebook一樣。媒體從來就是個人化的和社會性的。換言之，當我們以為自己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溝通方式時，我們其實是在重返過去。 　　湯姆.斯丹達奇在《經濟學人》雜誌上撰寫了一系列有關數字媒體的本質的文章，認為社交媒體和所謂的“網絡化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的互聯性映射了報紙被發明之前的媒體的運作方式，那時，地方的小酒館和咖啡屋扮演著信息生態系統的中心角色。在他看來，大眾媒體只是歷史的一個“插入語”。今天，在我們重返媒體未來的時候，會出現一系列利用媒體系統的網絡化、社會化和小規模生態圈的特性而發展自身的新實體，比如已經擁有堅實基礎的新媒體《赫芬頓郵報》，又如很多人寄望能華麗轉身的《紐約時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大家對於矽穀新貴貝索斯究竟會把《華盛頓郵報》帶向何方充滿期待。因為只有創新的新實體，而不是舊媒體，才能決定新聞的未來，儘管新聞紙（newspaper）可能注定是沒有未來的。在一種非常真切的語境下，新聞人的確既生活在最好的時代，也生活在最壞的時代。 　　不過說到新聞的未來，更有意思的是《衛報》的弗裡曼的這樣一段話：“它將是在報社大樓內的記者同大樓外的專才之間的一種協作⋯⋯他們是專才，因為他們和記者一樣關心那些話題。他們不必是教授。”而我的朋友、紐約的新聞學教授傑夫.賈維斯在評論貝索斯收購《華盛頓郵報》時和他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可以預期很多人會欣喜若狂，因為貝索斯懂得如何賣東西。毫無疑問，他當然知道怎樣打造付費墻。可我不認為那是他的關鍵價值。貝索斯的核心能力是打造關係。作為新聞業者，我們必須停止把自己視為一種叫做內容的大眾化商品的生產者，而開始認識到，我們身處某種服務業，其產出是知情的個體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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