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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偽照片”：周作人、林語堂等被蒸發

http://www.CRNTT.com   2012-06-30 10:09:06

4. 所謂“托派”的伊羅生（艾薩克斯）。在前述林語堂被“蒸發”的一張照片，即畫册第78幀“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歡迎英國作家蕭伯納時合影”（楊杏佛攝）裡，還人為地少了一個人——一個老外，即美國人伊羅生（《隨筆》2007年第4期中薛憶潙的文章《兩個“一分為二”的故事》講的即是這一“故事”）。 　　關於伊羅生，李輝等翻譯的美國作家彼得.蘭德的《走進中國——美國記者的冒險與磨難》（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有《走在異域的先知》一節，就是描寫伊羅生在中國的經歷的。美國記者伊羅生，在中國革命最激烈和危險的20世紀30年代來到中國，當時他是《大美晚報》、《大陸報》的記者，後來與宋慶齡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在魯迅指導下編選、翻譯了中國現代小說集《草鞋腳》。當年他還創辦了一家《中國論壇》，以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而著稱，如當時深陷國民黨囹圄的薄一波、劉瀾濤、劉尊棋等，就是在《中國論壇》上得知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消息，遂由劉尊棋用英文寫信給該報並轉給“同盟”以獲取援助。1934年，伊羅生因為反對在刊物上發表支持斯大林反托洛茨基的文章，與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發生了矛盾，結果被停止了經費資助，只好離開上海，赴北京與劉仁靜接觸，並寫下了煌煌大作《中國革命的悲劇》。此後伊羅生離開中國，到“二戰”時再度赴華，曾在重慶採訪，——但未能獲准赴延安採訪。 　　1980年，伊羅生相隔近四十年後再度訪華，這是通過宋慶齡的邀請而實現的，此後他又寫有《重返中國》一書。伊羅生在這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的訪華行程中，也留下了一些令他不快的感受，比如他行將離別時，特意給茅盾寫了一封信，信中首先感謝接待方（中國作家協會）和友人的熱情招待，他說：在中國的觀光和與舊友的相會，不僅使他了解了幾乎一個花甲之後友人們的經歷，也“使我能站在另一個不同的高度上重溫將近五十年前發生的事情”。然而，伊羅生又向當時兼任《中國文學》主編的茅盾提出了一件令他不悅的事情，他在信中說：他發現最新一期的《中國文學》上，有一篇麥金農等寫的關於史沫特萊的文章，文章附有一張老照片（案：這幅照片又見於1980年第11期《人民畫報》），這張老照片他在上海參觀魯迅紀念館時也發現有同樣的一幅，不過，後者中卻有著他當年的身影。伊羅生感到非常奇怪，因為在北京時戈寶權也曾給他看過這張老照片，那也是一張“原始版”的，上面還有《中國文學》所刊登的照片中不曾出現的伊羅生和林語堂二人。 　　伊羅生因此十分敏感地覺察到：“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我們成了認為不存在的人。”於是，他在給茅盾的信中有些生氣地說：《中國文學》上發表的照片“根本不可能是從你們的檔案中找到的。它很可能是寫關於史沫特萊的文章的作者提供的。我希望能問一下作者這張照片是從何處、什麼時候得到的，以及作者所知道的有關這張照片的情況”。他還說：“我自己非常願意得到這張修過版的照片的底片。” 　　至於這一張“原始版”老照片的歷史背景，是1933年2月17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總會在宋慶齡寓宅宴請蕭伯納，當時有八人與會，除主、賓之外有六人作陪，即魯迅、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史沫特萊、伊羅生，當時他們還在宋宅的陽台上合影，那是楊杏佛的作品。這張照片後來經過技術處理，删去了伊羅生、林語堂二人，成為“修過版的照片”。有意思的是，《魯迅》畫册的“照片說明”中引用魯迅的日記，偏偏將這次聚會記為與會者“七人”，即“同席為蕭伯納、伊（？）斯沫特列女士、楊杏佛、林語堂、蔡先生、孫夫人共七人”，伊羅生和史沫特萊竟然“合二而一”；在1976年7月再版的《魯迅日記》中，又分明去掉了“伊（？）”，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有伊羅生這個人了。對此，伊羅生說：“這種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抹掉照片上的人物的創造發明在斯大林的蘇聯和共產國際是常見的。有人告訴我在‘四人幫’時代也有這種做法。如果有人說，有哪個中國人認為必須用這種方法修改這張照片的話，我將會感到萬分詫異。但我認為必須調查這件事，以便把問題搞清楚。”伊羅生如此較真，顯然不僅僅是一時的衝動，他還在信中對茅盾說：“從內心來講，我詢問這件事並不是尋求對個人的修正。我並不存在著因為一張照片而被抹殺掉的危險，而且原始照片在上海以顯著的地位陳列著。但目前中國正處在與過去的實踐不同的偉大的轉折中，在過去曾有對人的真正的或象徵性的損傷。中國目前正轉向實事求是。” 　　一如薛憶潙先生在《兩個“一分為二”的故事》中所說：通過一張老照片中一個“反動文人”（林語堂）和一個“托派分子”（伊羅生）的“失蹤”，歷史就這樣被篡改了，當然，“被篡改的歷史無疑也是一種歷史，甚至是一種更深的歷史。因為被篡改的歷史更深化了我們對歷史的感覺和認識”。如此說來，伊羅生就畢竟是“老外”了，他陌生於即使是在“轉向實事求是”的歲月中，在中國仍然有著許多的各類的“凡是派”。伊羅生早有“托派”的嫌疑，這在“凡是派”看來不啻就是“敵人中的敵人”了（關於“托派”以及中國的“托派”，那是需要另外來介紹和分析的了），於是，伊羅生還對茅盾解釋說：“情況的確是這樣，在那張照片拍過不久，我和林語堂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們與那種政治以及和共產國際的那種政治方法分道揚鑣。如果有人對這一小小的事實，對這些小人物感興趣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調查並討論這些以往的分歧，弄清來龍去脈。” 　　這就是說：伊羅生認為自己與林語堂並不是同一類的人，同時，他也不否認自己與“那種政治”——其實就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以及“共產國際的那種政治方法”——“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都不同的。不過，在當時，這些“分歧”還真是不易澄清的。於是，伊羅生在即將離開中國時，就不免有所遺憾或者悵惘，他對茅盾說：“就我個人而言，能應中國作家協會的邀請重訪中國，使我感到莫大的榮幸。我曾多次聽說在新的領導之下，中國正朝著每個人都有更充分的自由思考和寫作的目標前進。我的確希望你們全體人都能在這條道路上快速前進。正是懷著這種希望我才寫這封信請您注意這個問題。”後來，茅盾給他回了一封信，在信中茅盾是這樣解釋的：“《中國文學》雜誌今年第十期刊登了一幅經過篡改的關於魯迅、蕭伯納等人的照片，為此我深感遺憾。您在來信中說得很對，那張照片並不是來自我們雜誌的檔案中，而且篡改照片並不是我們的現行政策。您在上海已看到的那張未經篡改的照片陳列在顯著的地方，可以證明這一點。”茅盾還說：那張修改過的照片並不是文章作者提供的，它出自新華社，而新華社又是根據那本1976年出版的《魯迅》畫册翻拍的。讓人困惑的是，現在還有許多圖書和刊物一直在引用、翻拍那本很成問題的《魯迅》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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