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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首個遺體捐獻者展室幕後

http://www.CRNTT.com   2010-12-23 13:46:02

這個老樓有些不堪重負了。 　　2006年春天，基地移到了教學樓一樓的新址，並更名為“生命意義展室”。 　　搬家那天，因為擔心年輕人毛手毛腳，張金鐘親自抱著老校長的臟器標本。學生們在一旁低語：“朱校長，咱們要搬家了，搬到一個更漂亮的樓！” 　　這里值得全世界所有醫學院效仿 　　新展室其實也不大，只有100多平方米，並沒有容下全部334位遺體捐獻者的信息，包括“開誠”這兩個字。相反，這里很少提及捐獻者具體的名字，除了遺書原件，展板上的遺書落款均是“匿名”。 　　展室很明亮，這里能迎來一天里的第一縷陽光。走上一圈，能認識很多有趣的人。 　　“我參軍時才17歲，還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黨教育我長大成人的，我本應做更多的工作以報答國家，但因為歷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過了後半生。現在唯一的補償辦法只有將遺體獻給祖國。我當兵走時家里只留下一位年過花甲的媽媽。參軍一去十多年不能在媽媽身邊行孝，欠媽媽的太多了……我想只有將從媽媽身上掉下來的肉奉還給祖國母親，也算是給媽媽一點兒補償。” 　　還有不會寫字的天津市西青區張家窩鎮的農民張鳳龍。他的遺書是別人打印的，最後落款，他像畫畫一樣照樣子畫出自己的名字，可他還是畫錯了，歪歪扭扭地寫著：張風龍。這也是這間屋里最短的絕筆。 　　如果這個農民還活著，今年該是34歲。 　　還有人為了證明自身的“科研價值”，不厭其煩地說病史：五六歲，害眼疾，七八歲時，感染禿瘡，八九歲時，得瘧疾…… 　　看這里的文字，常常忍俊不禁。一名書法家說，“死後仍要助人為樂”，如果自己的臟腑能夠用於挽救別人，來個生死之交，“覺得也頗有詩意”。他希望自己不吸煙、不喝酒的好“五臟六腑”，正好能教育抽煙酗酒的“同志們和青年們”。 　　自稱20多歲就開始有“頭搖手顫”症狀的一位老人，建議有興趣的大夫取出自己的大腦研究一番，“以改變老年人的形象”。 　　當然，雞毛蒜皮的小事在這里也是俯拾皆是，比如金戒指給誰，侄女結婚給多少錢……這些絮絮叨叨、形形色色的打算，在這死亡氣息無法回避的房間里，留下了一點家長里短的私密與溫度。 　　但有一點，這些人的選擇都很“決絕”。有人在遺囑上按下5處手印，以證明其強大效力。還有人交待：假如身體變得僵硬，那就苫上一條白布單子，不要勉強穿壽衣，以免損傷肌膚和骨骼，影響使用。 　　來到這里參觀的人都會經歷30秒的默哀儀式。有時，儀式在參觀前舉行，瞬間讓吃著零食、喧鬧的人群安靜下來。有時，默哀會在結束參觀後進行，“讓人沉思30秒”。有中小學生來參觀，講解員會先講，讓嘰嘰喳喳的孩子們“漸入佳境”，然後中途在朱校長的內臟標本前默哀。 　　面對這位60年前創辦了這所“新中國第一所醫科大學”、擔任校長達32年之久的老教授的心臟，有人會摸著罩子，有人會刻意離它很遠，怕碰到了顯得不敬，有人則會站立好久，最後鞠一躬。 　　朱憲彝生命最後一刻的故事在展室內常常被提及。當時，他感到不適，親友同事都勸他住院治療。他婉拒：“新樓病房的會議室、過道和各科門診室都住滿了病人，我是醫學院院長，愧對患者，又怎能和他們爭床位呢？” 　　1984年12月25日上午9時，朱憲彝心臟病猝發，倒在正在批閱的論文上，與世長辭，身後“四獻”。 　　世界醫學法學協會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幾分鐘去看看這個展室，結果，大半個小時也沒出來。他說，這里“將醫學教育和人文教育融為一體的想法是偉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醫學院效仿”。 　　卡米在門口的留言簿上寫了一首詩。當別人以為他要離開的時候，他突然問：“我能念一遍嗎？”接著，這位白發老人旁若無人地大聲朗誦道：“我來自遠方，來到這個獨特的地方。我來自遠方，懷著對朱憲彝教授的崇敬——他像一盞燈，讓他的民族看到倫理之光、人性之光。當我回到遠方，我會把這燈的信號帶給全世界的人。” 　　台灣學者師哲雄在留言簿上寫下了8個字：“無語良師，感恩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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