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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是“院仕” 一種必然結局

http://www.CRNTT.com   2009-12-18 10:25:16  


官本位的存在,長時間地影響著中國學術界的價值判斷與利益分配
  中評社北京12月18日訊/《中國青年報》今天刊登評論員王毅的文章“院士是‘院仕’是一種必然的結局”,作者表示,“歸根結底,在中國的科學領域中,行政的權力依然遠遠高於學術權力,行政的力量依然在科學界起著決定性的主導作用…當學術不能歸學術,行政不能歸行政,二者的位置總是呈現出時空交錯般的混亂時,學術價值只能成為這一領域中的從屬,這才是真正可悲之處。”文章內容如下:

  12月初,兩院院士新增選名單相繼公布。報紙上隨之便有以下統計數據披露: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官員;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過85%是現任官員;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中,均有校長、院長、副院長、董事長等職務,僅有一人例外——台灣雲林科技大學的楊永斌只有“教授”頭銜,沒有行政職務。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則認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現象是一種必然,無非是受中國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響。”(《中國新聞周刊》12月17日)

  被視為科學界最高榮譽的兩院院士,現在看來,由於過多的院士還擔當著各自學術單位的行政職務,因而稱當下的兩院院士為“院仕”,一點也不為過。

  實際上,當過多的擁有學術成就的學者們擔當起行政職務,或者說,許多只有行政職務的官員通過仕而優則學的路徑,擔當起院士這一榮譽時,中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已經在行政化至上的影響下,被異化。而在學術成就與為官之道的相互作用之下,院士與院仕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官與學者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這才是最令人擔憂之事。

  為什麼學者必須掛上行政頭銜?這裡面,既有學術單位利益的糾結,也有個人在名與利之間的通吃與雙贏,更有顧海兵先生所說的,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互利互惠。如是的評選院士的制度設計,則必然導致院士與院仕的互相重叠,而官學不分,則正是某些企圖借此混水摸魚者所希望看到的。

  如是看來,官本位真是個難以清除的大毒瘤,其存在於中國學術界由來已久,長時間地影響著中國學術界的價值判斷與利益分配。事實上,正是看到了為官者在學術單位中的通贏與通吃現象,所以才會有大量的學者甘於去做一些瑣碎的行政事務,甘於以學術時間的犧牲為代價,換來行政職務之後的諸多權力。而在學術單位之中,行政上的權力,則意味著大量的科研經費以及各種可以唾手而得的利益,行政至上而非學術至上,實際上已經牢牢主宰了學術單位的走勢與方向。

  因此,既出現學術上有所成就者千方百計要去擔當行政職務,同時那些在學術成就上沒有任何造詣的官員也通過權力的通吃,為自己在學術上的成就謀得一席之地。學術與行政的糾結不清,使得中國的科研單位與學術單位的走向也變得異常混亂。八成院士是“院仕”的事實,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歸根結底,在中國的科學領域中,行政的權力依然遠遠高於學術權力,行政的力量依然在科學界起著決定性的主導作用。如果認識到這一個無情而又冷酷的事實,還有誰會主動去與強大的行政力量進行對抗呢?既然在學術與行政之間存在著一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從屬關係,那麼,與其無力地抵抗,還不如隨大流。

  在如是的整體背景之下,就算有再多的院士成為“院仕”,也不會令人更加驚奇。只不過,當學術不能歸學術,行政不能歸行政,二者的位置總是呈現出時空交錯般的混亂時,學術價值只能成為這一領域中的從屬,這才是真正可悲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