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 該擔負怎樣的國際責任 | |
http://www.CRNTT.com 2009-11-19 09:49:02 |
儘管資本和技術的兩大代表性人物——巴菲特和蓋茨本月12日在作客哥倫比亞大學時依然信心滿滿地為資本主義打氣,聲稱“金融危機已遠離”,“資本主義棒透了”;但在同一天,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則坦承中國GDP超日本是當然的事;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東京發表亞洲政策演講時表示,美國不謀求遏制中國。一葉知秋,勢移時移,20年前,如日中天的日本在經濟上哪裡把中國放在眼裡;而為了獲得貿易最惠國待遇,中國那時幾乎每年都要派代表團赴美採購並展開游說。可以說,當時經濟實力只及日本四分之一的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很不平等。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中,中國根本談不上擴大話語權問題。 1989年,當時西方政治學界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歷史的終結”命題,試圖論證資本主義在與社會主義的制度競爭中已取得完全勝利。但是西方政經領袖與學者們沒有想到,資本主義在創造了史無前例繁榮的同時也意味著其衰落的開始。歷史沒有終結,世界仍在進步。2008年,當雷曼兄弟破產引發全球金融體系崩潰、華爾街驚慌四起時,一向秉持“積極不干預”原則的美國政府迅速展開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金融救贖行動,並放低身段積極尋求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支持。如今,連巴菲特似乎也在感慨“當時唯有政府能拯救一切”。 當然,誰也不能低估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能力。正如蓋茨所言,即使在國家“最黑暗的時期”,美國企業依然不斷創新。而高傲的金融資本只要願意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其財富創造能力依然令人生畏。不過,儘管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體正在竭力穩固金融產業,重整實體經濟以挽救頽勢,但他們顯然很難阻止全球經濟與金融重心向東方轉移的趨勢。用世行行長佐利克和IMF總裁卡恩的話來說,權力和影響力將會明顯東移。而普華永道首席宏觀經濟學家雷克斯沃思則表白得更直接:到本世紀20年代末,世界經濟將翻一番,E7(新興七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土耳其、印尼和墨西哥)的GDP將達到全球的40%,而G7只占30%。屆時,全球經濟將構築新的均衡。 筆者認為,全球經濟金融力量東移也許會持續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當歷史將中國推上負責任大國地位之後,中國在國際經濟與金融格局中行為空間的擴大是必然之勢。 從1944年算起,美國主導國際經濟秩序已長達65年。其間,全球經濟力量中心一度向日本傾斜,但缺乏一整套國家競爭戰略的日本最終被“廣場協議”綁架,經濟發展腳步大亂。而當日本失去了作為美國經濟最大競爭對手的潛質之後,中國經濟崛起成了20年來國際經濟格局變遷的顯性特征。20年前,中國經濟尚不及美國加州的規模,但到了2008年,中國的名義GDP已達美國的29.4%。中國的經濟潛力、充裕的外匯儲備以及驚人的儲蓄率令美國既羨慕又嫉恨。西方財經領袖何嘗不想通過操控人民幣匯率來延緩中國經濟前進的步伐,但面對愈發具有國際視野且經濟、外交經驗不斷豐富的中國同行,西方要想複制22年前的“廣場協議”,幾乎不大可能。如今,中國不僅憑借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使本國經濟率先從全球衰退泥淖中上岸,而且以高度的責任感幫助穩定國際金融秩序,並在構建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著積極主導作用。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也因此不斷擴大。甚至,中國的財經專才已可以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建設性的領導作用。所有這些,都是國際經濟與金融格局邁向合理與均衡發展軌道的積極可喜變化。 當然,中國必須看到,儘管西方已承認中國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關鍵力量,並“樂意看到”中國發揮領導作用;但他們對中國崛起之後可能對世界政經格局可能帶來變化的擔心一天也沒有減少。對西方國家來說,接受中國崛起與承認自身衰落同樣是十分痛苦的。如果中國忽視了積極擴大國際經濟與金融行為空間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則中國的崛起之路將非常坎坷。 同樣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積極擴大國際經濟與金融行為空間的過程中,亟需鏡鑒歐美主導國際經濟秩序時的教訓,追求重要權益分配與財富版圖切割的公平性與公正性,力求將中國打造成新型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的主要構建者與負責任力量。中國可以積極參與並爭取主導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建設,但不可承擔超越國力承受範圍的國際義務。另一方面,應以共贏的原則爭取實現重要權益分配與財富版圖的切割。在致力於成為被廣泛認可與接受的區域經濟領袖基礎上,合理整合新興經濟體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積極尋求與發達國家關於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改革的共識,拿出前瞻性的機制設計方案,以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提升中國的話語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