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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戶籍改革：僅試行三年給人想像空間

http://www.CRNTT.com   2009-03-08 07:15:40

後來我(籌拍《青紅》前)回去過一次，離貴陽特近，就在郊區，有點像北京到通縣那個距離。但當時的印象裏，山路曲裏拐彎的，又沒路燈，覺得離貴陽遠著呢。那次回去時我以爲他們還在說上海話，我就跟他們說上海話，却沒人理我，一點反應都沒有，全是貴陽話，整個給我弄蒙了。 　　小孩沒有戶口，反正父母在哪兒我就在哪兒。我在貴陽一直呆到13歲，後來因爲我爸調去了武漢軍區話劇團才離開了工廠。那時候沒開放，自由職業和停薪留職這些說法都沒有的，調動和遷移都需要戶口檔案。我爸有過好幾次機會回上海，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戲在上海戲劇節上獲了獎，當時大家都讓他回上海，但他只要一想到戶籍、檔案和人事這些個就嫌麻煩，而且在外多年了，也是人生地不熟了，就一直沒回上海。我一直爲我父親覺得可惜，戶籍制度對人的這種隔離，在他們這代人身上體現得比較明顯。 　　我原來打算拍的一部戲，寫的就是當初廠裏的五家人。他們從廠裏跑了，一個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領著其他四家人，半夜三點多鐘，提前約好了解放牌大卡車，開到廠裏，走了。第二天廠裏發現人沒了，這時候已經是“火車向著韶山跑”，早就奔上海了。到了上海，他們五家人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區，浦東郊區農田邊上的一排平房裏，什麽都沒有，沒有戶口，小孩當時也沒法上學。我認爲這五家人非常偉大，戶口不要，什麽都不要，就要回上海回老家。 　　隨父母去了武漢後，我在重點中學華中工學院附中讀書。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上海人，武漢又算什麽。我對那時穿過的一件衣服印象特別深，後來從中央美院附中畢業時都留著這件衣服，深灰色的四個兜，的確良的。但在武漢人眼裏這件衣服特土，他們用武漢話說我是鄉里娃。我聽明白了，鄉下孩子，我說反了吧，怎麽叫我鄉下人？其實想想我還真的是鄉下人，第一堂是英語，第一個問題就沒人回答，老師就點了我這個新同學的名，我起來用英文回答了，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鄉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在我的印象裏，即使後來去了北京讀書，也幾乎沒有想過“回上海”，我對上海其實沒什麽印象，也沒有完完全全把自己認同爲上海人。15歲那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一個人去了北京。那時候我有了集體戶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戶口這個意識，雖然只是集體戶口。 　　我怎麽就離開北京了呢？ 　　我們家一直都這麽漂來走去的，沒有太强的“我是哪里人”的概念，但我當時覺得自己在北京讀書，在北京呆下來是天經地義的。直到1989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我們那届可能是最後一批國家包分配的大學畢業生，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又要面臨(戶口的)選擇了。 　　我們那一届畢業生留在北京的機會很少。我學分比較高，學校問過我要不要留校，那時年紀小，23歲，傻乎乎的，經不起這種考驗。當時就想搞創作，覺得拍電影的留校當老師不太適合，稍一猶豫機會就失去了。後來北影廠提出要我過去，但沒多久北影廠的機制也變了，又去不成了。 　　當時大部分同學都比我聰明，他們知道北京戶口多麽重要，他們按兵不動，比較有韌性，哪兒都不去，就死耗著。反正學校也只能把你的戶口壓著，你可以在這段時間裏慢慢尋找機會，最後大家的戶口也都落在北京了。當時我不敢扛，覺得很恐怖，沒有身份怎麽辦？再加上分配到了福建電影製片廠，那邊答應讓我過去就拍電影，我就去了，把戶口和檔案都調去了福建。一到那兒我就後悔了，從此我和北京就沒關係了啊，一輩子都是福建的了。我在北京生活學習了10年，就這麽輕易地離開了？我恐慌了一段時間的。 　　剛到福建時我就下定决心了，什麽行李都不買，什麽傢具都不買，就一張床，被褥刷牙杯子毛巾弄好，其他的我什麽都不要。因爲我知道多一樣東西就多一個負擔，就多一個累贅，將來想走都走不了。那時候領完工資，250元錢肯定壓在枕頭下面，用來買機票的。那時回一趟北京坐聯航250元，這個錢打死放在那兒不能動的，剩下的買烟。開始住廠裏招待所，後來給了我一個宿舍，我就揀了個沙發擱在宿舍裏。 　　在這期間我就折騰劇本，折騰了五六個劇本。聽說同班同學胡雪楊已經在上海開拍《留守女士》了，我把這個意思和廠長說了，結果廠長表態說，我們大學生要鍛煉五年。我一聽，沒散會呢，喝完水出去，跟人打招呼說我走了。我回宿舍去把包一拿，把鑰匙給了人管著，走了，從此就一直沒回去上班。我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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