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5日電／澳門新華澳報4日發表富權的文章說，馬英九在“元旦祝詞”中再次宣示“不統、不獨、不武”，展示了其“保持現狀”的兩岸政策主軸。實際上，其在“元旦獻詞”中所強調的“這不是消極地維持現狀，而是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台海持續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增進瞭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就暗喻了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已從“先經後政”後退為“先經緩政”以至是“只經不政”。因此可以預料，在今年一年內以至是其第一個四年任期內，海峽兩岸間的經濟性事務性協商仍將繼續進行下去，因為兩岸關係是馬英九就職一年多來唯一的政績所在，如果連這把“刀子”都扔掉了，那馬英九就連二零一二年的連任都不要想了。但是，要指望他極極以其是被動消極地展開與對岸的政治對話，則不切實際。因為這不單止是他擔心過分“傾中”會影響他的“二零一二連任”大計，而且在骨子裡，他對大陸地區的“民主制度”、“人權保障”、“法治水平”、“創新設計”與“生活品質”諸方面，存有孤芳自賞式的偏見，不願與之“合流”。這與他是否堅持反對“台獨”的政治立場無涉。
馬英九在其“元旦獻詞”中最具爭議性的一句，是“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也早已成為主權在民的民主社會。我們應當充滿自信，台灣的未來，當然是掌握在我們二千三百萬人的手中。”有人分析認為，這句“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其“隱性台獨”或“B型台獨”的表白；但也有人反駁說，這一表述並未脫離馬英九一貫的“一中各表”的立場，這與陳水扁“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表述是有差異的。馬英九也一再強調，他的“一中”就是指“中華民國”，領土就是“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範圍。馬英九還特別強調過，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不是“台灣國”的“總統”。
這後一種說法，如果是使用在馬英九單獨論述“中華民國憲法”時，或許確是可以說得通。確實，在“憲法一中”的立場上，其領土及於中國大陸（“還有外蒙）的“中華民國”，確是“主權獨立國家”，符合“一中各表”的立場。但問題是，馬英九在“元旦獻詞”的這句話，是置於專門表述兩岸關係的段落的，其前面有“從前年執政以來，政府恢復兩岸協商，始終堅持對等、尊重的立場”，後面有“正因為中華民國是民主國家，兩岸政策必須受到國會與輿論的監督，並向人民負責，任何攸關人民福祉的兩岸協議，政府一定真心聽取各界意見，加強與在野黨和人民溝通，以尋求共識，爭取支持”。這麼一連貫起來，“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句話，其內涵就發生了質的變化，是將與台灣當局進行兩岸協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置於對等、平行的關係的。因此可以說，這句話用在兩岸關係上，是明顯的“特殊兩國論”的翻版。儘管它比陳水扁“一邊一國論”的“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性質要輕一些，但仍難以掩飾其“獨台”的定位，完全背離了馬英九自己曾參與研擬的《國家統一綱領》及“國統會”對“一個中國”的定義。
實際上，當年“國家統一委員會”在頒布《國家統一綱領》後，也公佈了《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雖然對“一個中國”的涵義，仍然堅持“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份”，並指台灣當局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此即是台灣當局所主張的“一中各表”的理論基礎。因此，《國家統一綱領》的最終目的，就是“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經過適當時期的坦誠交流、合作、協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而且還訂有“近程－－交流互惠階段”、“中程－－互信合作階段”、“遠程－－協商統一階段”的進程。比照這個“時間表”，目前兩岸間己基本上完成了“近程——交流互惠階段”的大部分內容，甚至還已完成了“中和－－互信合作階段”中的“開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的任務，只差在“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問題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進入互信合作階段”。但是，馬英九卻就是“卡”在“兩岸上談結束敵對狀態協議”上，此顯見其對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是持拖延態度的。
這一點，在馬英九“元旦獻詞”中的“而是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台海持續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增進瞭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中，可見端倪。因此可以說，馬英九不但是放棄了“國統綱領”的“時間表”，而且連“國統綱領”的本義－－追求國家統一，也已放棄，而代之以“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這個“兩岸爭議”指的是甚麼？語焉不詳，既可能是指兩岸對“一中”的不同看法，也可能是指其他各領域的不同看法，但肯定就不是國家統一。這也就難怪，馬英九的任期即將過半 ，但仍不願恢復被陳水扁終止了的《國家統一綱領》及恢復“國統會”的運作。而不要忘記，陳水扁在“終統”時，作為有份研擬“國統綱領”的馬英九，是義憤填膺並嚴辭批判的。
因此，馬英九在“元旦獻辭”中表態“共建和平環境，深化兩岸交往”，只是“方法論”，並非“目的論”。在私，為的是要保住他就職以來唯一的政績——兩岸關係緩和，否則連這項政績都失去了，那就真正是“昏庸總統”了。在公，則為的是避免台灣陷於“邊緣化”。這一點，他在“元旦獻辭”中的“因應‘東協加一’，調整全球佈局東盟”部分，就說得很清楚。而且，他要與大陸洽簽“ECFA”,也是為了方便與其他國家洽簽“FTA”。
儘管如此，馬英九卻又在“元旦獻辭”中，不自覺地將兩岸關係與政治掛上了勾，那就是“兩岸關係的緩和，也獲得國際社會普遍的肯定，連帶增進中華民國與主要國家間的互信，打開深度交往的大門。在國際社會中，台灣象徵的意義，除了‘自由’、‘民主’、‘繁榮’以外，又增加了‘和平’一項。從前許多國家迴避台灣，深恐捲入兩岸對立，如今兩岸和解，他們開始願意與我們商談免簽證待遇或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也有更多國家願意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其相關活動，這些都是兩岸關係緩和的附帶效果。”不過，他又強調，“政府也不會一廂情願，將台灣對外關係完全寄託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我們會採取平衡原則，讓兩岸關係與對外關係相輔相成，同步前進，不會有所偏廢。事實上，兩岸和解增加了台灣的國際空間，也使我們更有意願與信心繼續深化兩岸關係，兩者之間形成良性循環”這就把馬英九的現實主義完全暴露無遺。
然而，馬英九似乎是忘記了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個原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上層建築也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的發展。當兩岸關係中的經濟合作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就必然會自動突破“只經不政”的桎梏。屆時，要擋也擋不了，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義為轉移的。實際上，台灣過去就曾有過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一方面，當台灣的經濟建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民主化的浪潮興起，而終於導致解除戒嚴，實行民主政制。另一方面，當台灣的經濟發展到了瓶頸，導致大量台商到大陸尋求第二春之時，甚麼“戒急用忍”、“積極管理”，都阻擋不住其腳步。因此，當兩岸簽署了“ECFA”，未來兩岸經濟合作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兩岸政治對話就自然而然會來，所謂“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之說，必然會被歷史證明是判斷失誤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