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7日電／上海證券報刊登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的文章說，與朋友聊天，大家無不感嘆當前的中國經濟中，外資的影響力實在是太過于强大，尤其是宏觀經濟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外資投行的幹擾。
文章說，在中國，非常奇怪，本土政府咨詢機構、民間智囊機構的意見很難真正得到應有重視，反倒是大量外資投行的經濟學家經常被奉爲各大宏觀部委政策咨詢會的座上賓。
我們經常見到一些影響力很大的財經媒體上，外資投行的經濟學家們在那兒高談闊論，要求中國政府大幅提高利率，要求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大幅升值。長期旅美的北大的陳平教授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見有利益沖突國家的投行人士有資格在一個國家的電視媒體對其他國家的宏觀政策加以評論。美國從來沒有這樣的“新聞自由”！
本國的投資銀行也無權力在公共媒體上幹預宏觀政策，別說外國的投資銀行了 ——因爲你的政策建議究竟代表中國的國民利益還是外國的商業利益？
文章分析說，盡管當下中國本輪的通脹原因很複雜，但與上個世紀90年代初由于産品供不應求導致的通脹有著本質的差別，中國目前幷不存在突出的産品供不應求的情况。這說明通脹壓力幷不是出在産品的供需上，而是發生在生産成本的推動上。但去年下半年以來，在各大外資投行的宏觀報告中，無不刻意將當下之通脹與上世紀需求拉動的通脹劃上等號，開出的藥方無不是大幅升息、大幅升值的超緊縮需求管理政策，與十年前東亞金融危機中美國“拯救收編”東亞各國的一幕何其相似。
通脹盡管表現爲貨幣現象，但其實質是整個經濟體的勞動生産率提高已經無法抵禦和吸收要素成本的上升，意味著實際勞動生産率的下降。緊縮從來不是殺死通脹的武器。對于成本推動型通脹，貨幣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因爲成本推動型通脹主要涉及不同行業比價關系和利益關系的調整，超緊縮政策（包括加息與升值，升值的本質就是通縮）致使全社會的流動性减少，但是要素成本幷不一定會降下來。
于是，企業可能會面臨兩方面的壓力：一是要素成本還是高企，二是出現資金短缺，導致企業效益下滑，本質是勞動生産率開始下滑。當緊縮政策損傷到企業勞動生産率時，那麽成本上升的壓力最終只可能演化成惡性的通貨膨脹，最後以需求驟然下降、産能過剩而告終。從整個宏觀經濟來看，很可能陷入“滯脹”的泥潭，即通貨膨脹上升和經濟增長减速幷存的局面。這是最爲糟糕的政策效果。我想那些飽讀西方經典的大行經濟學家們不會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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