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電影原型、24年騎行50萬公裡尋子的郭剛堂終於找到了兒子。生活比電影更富有戲劇性，電影都不敢給出的圓滿大結局，在生活中奇跡般的實現了。不過，生活也很複雜。找到了兒子，對於郭剛堂，他的兒子，以及當年買孩子的養父養母，卻是另一段漫長而糾結的人生的開始，對他們而言，都不會那麼容易。
對公衆而言，這是社交媒體上又一場爭論、撕裂的新話題。很多人對郭剛堂的兒子選擇和“養父母”繼續生活在一起而郭剛堂表示“就當是多一門親戚”不滿意，認為公安機關應該追究養父養母的“收買被拐賣兒童罪”。
郭剛堂兒子的選擇其實非常正常，那是24年養育之情的必然結果。而郭剛堂選擇不追究，是歲月積澱的人生閱歷與智慧告訴他的最好選擇，這裡面，既有寬恕與包容，也有無奈。
但對公安機關來說，是否追究，則是純粹的法律邏輯推導。
首先，1991年，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其中提出了“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郭剛堂的兒子被拐賣發生在1997年，不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問題。
《刑法》還有追訴時效：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5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20年。但是，追訴是指沒發現、沒報警的情況，一旦報警就不存在追述時效問題。郭剛堂當時是報了警的。所以，理論上，養父母承擔刑責是沒有問題的。既然沒有問題，又屬於公訴案件，那麼，對於公安機關而言，就是依法執行的問題，這與公衆情緒如何沒有關系。
社會情緒對法治的影響一直很大，“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等話語在法治史上屢見不鮮。很多時候，社會情感成為更嚴苛立法的推動力，而在另一些時候，社會的寬容之心又會阻礙執法。刑罰的作用就是威懾，它既不該用來滿足公衆的複仇之心，也不該用來滿足公衆的寬容之心，刑罰有著自身的目的與原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