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男子李浩耗時1年開挖一條4米深的地窖，先後將6名歌廳女子誘騙至此囚禁為性奴。其中一名女子最長囚禁的時間達2年。本月初，該案因一名逃出女子舉報而告破。同時，警方在地窖找到2具女屍。（9月22日《南方都市報》）
地下室、拐騙、性奴、兩年，歷數任何一個與這起悲劇有關的關鍵字眼，公眾也能感受到那種窒息的沉重。我們無法想象類似影視片中的人性之惡，竟然就發生在庸常生活中。男子李浩身後，是不能直面的道德坍塌。然而，性奴案僅僅是人性的災難嗎？
理性分析首先需要將作惡者還原到“普通的人”，然後才能追問悲劇鏈條：李浩何以對社會窮凶極惡？他何以成為地下室裡冷酷的控制者？他自身所處的環境裡是不是本身就有著悲劇的發酵因子，以至於他克服了害怕與退縮，持續地侮辱與傷害？這中間必有其發生邏輯。閱讀有關李浩的身份信息，我們不妨進行以下推理：作為底層公務人員，李浩生活在以權力為導向的工作環境中。是不是其中的現實落差，導致其心理欲望膨脹，最終性格變異？我們不能說它們就是性奴案發生的根本原由，但其中應該也有某種聯繫。
同樣需要被關注的是受害者的身份：歌廳女。這種身份注定了她們要不顧一切“討生活”，這為她們被李浩所誘騙、囚禁提供了天然條件。而緣於自身能力與資源缺失，也注定她們的失蹤難以為人所知。短期不能被救濟，則自然衍生出“斯德哥爾摩效應”：女孩子們後來常常以“晚上誰能陪大哥睡覺”發生爭執，甚至稱呼李浩為“大哥”或“老公”。
為一樁性奴案寫下結語或許是容易的，不過那些亟需被拯救的悲劇，絕不僅僅是罪與罰的彰顯。人性坍塌也有其發生邏輯，如果社會運行秩序不能更好地糾偏，如果底層者不能走出帶有風險的生存現實，那麼那些小眾已經腐爛掉的人性又如何重生？我們需要省思，更需重新塑造社會價值邏輯的鏈條。（時間：9月24日 來源：紅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