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梁金生先生說，博物館研究、文物研究的本質就是溯本追源，無論是收藏、研究還是拍賣市場，文物的年代、出處都是文物的基本信息，是其價值的决定因素。他舉例說：“同樣是一枝筆，皇宮用品和民間所用有不同的價值，台北故宮文物最大價值就是‘來自北平故宮’，是皇宮之物，去掉‘北平’或‘北京’的印迹，是對這些文物的極大傷害。”
梁金生反問：“台北故宮寶物來自北京故宮，這抹煞得了嗎？‘組織條例’有人提筆要删要改，但歷史是無法改變的。抹煞和扭曲故宮文物的歷史，是對學術的粗暴踐踏，會留下千古笑柄。抗日戰爭時期前輩們護送國寶南遷，在世界文物史上創下了奇迹，台北故宮如果要‘去中國化’，是對保護文物前輩的大不敬，讓我們這些兒孫輩情何以堪？”
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煒1949年護送國寶赴台，留下歷史記載：第二批文物1949年1月6日運出，9日到基隆，共計1680箱……
報道指出，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80周年院刊上看到，這段歷史被冠以充滿感情的標題，故宮館藏國寶“從此分兩地”。梁金生的家族也因爲護送國寶赴台“從此分兩地”。然而談到兩赴台灣的經歷和與台北故宮同行的來往，他說：“沒有陌生感。甚至兩院入庫人員的工作服都是藍色的，管理文物辦法、文物包裝模式也不約而同，台北故宮的文物編號依然保留北京故宮‘天地玄黃’的原序列。兩岸專業人士源出一家，都繼承了建院初期一致的工作方式與風格。”
梁金生認爲，兩岸“故宮人”在學術研究、文物管理等方面給彼此提供方便，交往得很愉快。“如果沒有政治的干擾，少些荒謬的動作，兩岸故宮能充分共享資源，對學界將是福音”。
台北故宮屢遭“獨”手
此次台有關當局修改台北故宮“組織條例”，不僅删除“寶物來自北平故宮”等內容，還將“加强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改爲“加强對國內外文物及藝術品的徵集、研究、闡揚”，“去中國化”的意味非常明顯。
台北故宮遭遇“獨”手干擾不只這一次。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謝郁女士指出，台灣當局幾年前曾試探將“故宮”改名爲“福爾摩沙展覽館”、“萬國博物館”，還要將“故宮”一分爲二成“台灣館”和“中國館”，把館藏文物也一分爲二成“台灣文物”和“中國文物”……這些動作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企圖抹掉中國印記，割裂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