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台灣標榜自詡的“民主政治”是一種委託管理政治，但這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一種制度。事實證明，即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人物，也並不一定會忠誠於選民，他們“利用權力謀取私利是一種小惡；”(14)希特勒也是民選產生的，他的罪惡不在斂財，而在於將德國人民引向戰爭。今天的台灣領導人，為了選舉，製造藍綠對決，將“台獨”讚美成“愛台”，這就“必然會挑動族群分裂、吸收政治黑金、收買美國政客、收買南美小國獨裁者，從事國際軍火內幕交易，大量涉及軍火傭金案”，就必然會挑釁大陸，“來實現他們黨派私利，台獨政治最大的邪惡莫過於此，”(15)這才是大惡。正如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所言：“整個黨逐漸變成台獨意識的俘虜，比起台獨，過去傳統的價值都不再重要了，這才是問題所在。”台灣這種變味的民主，這種以統獨為內涵的選舉可以說是一切亂源之根，從而衍生出今天的所有問題。
混亂的國家認同導致了行為與價值觀的高度混亂
台灣自“戒嚴時代”結束後，李登輝與陳水扁極力將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加以營造，推行了一條“台獨”路線，製造了藍綠對決，促使台灣廣大同胞對國家認同、身份認同、文化認同、歷史認同等出現了高度混亂。即便陳水扁一家涉及這麼多弊案，藍營要“罷免”陳水扁，陳水扁還可以動員族群感情來取代反省，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用“顛覆本土政權”、“賣台”輕易將藍營置於死地。因為藍營不管反扁有多少理由，但它早被戴上了“不認同台灣”、是大陸“同路人”的帽子。認同成了台灣區別“敵我”的唯一標準，讓台灣社會處於“認同恐怖”之中。
“台獨”的死忠人物陳師孟說：國家認同重要，還是民主程序重要？當然是國家認同重要。美國公民也首先是認同美國，若認同俄羅斯與阿富汗的“塔利班”，則不會因爲這是信念不同而寬貸，台灣同樣不應姑息不認同台灣的人。(16)另一個“台獨”陣營的陳麗菊說：台灣的“國家認同的衝突使得一個國家具有兩組的政治領袖”，一個是本土派，一個是親中派；親中派以其多數優勢，杯葛軍購預算，又力圖要求“三通直航”和“積極開放”，形成“多數暴力”，“戕害民主莫過於是”。(17)這倆個人的理論很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台灣的認同混亂。台灣本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本是中國人，但李登輝與陳水扁要改變這種認同，從而造成台灣在經歷“本土化與民主化”後陷入了認同混亂。要不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要與中國保持一種什麼關係，成了台灣民眾的頭等大事。而與這問題相比，民生問題、廉能問題皆不是問題。這樣的社會豈能不出陳水扁這種人？又豈能不出讓陳水扁能夠苟延殘喘的制度？！
這種混亂對“台獨”黨是十分有利的，使“貪腐政權”可以享受“本土政權”的專利，使“陳水扁等於台灣”，使“民進黨等於本土”，於是“司法可以選擇性辦案、大法官可以不卓然獨立、總統可以將要職與企業私相授受、修憲制憲正名可以作為政爭工具……，‘本土’逐成了貪腐者扼殺‘民主’的兇器”；事實上“民主應該成為檢驗‘台灣價值’與‘台灣認同’的必要標準，”(18)而不是“認同”高於一切的“唯血統論”。
事實證明，在“假本土”與“假民主”擁護下，民進黨從一個“使命政黨”變成了一個“掮客政黨”，使整個社會理念崩毀、價值虛無、族群分裂；究其罪魁，是利用“本土化”與“民主化”去實現“去中國化”之結果。
“台灣主體意識”給了台灣民眾一個虛幻無望的“國族觀”
陳水扁的支持率從登上執政舞台時的79%已下降到18%，民進黨的支持率也從60%下降到了18%；有半數以上人認為陳水扁應該下台，中間選民幾乎都贊成“倒扁”，台灣“總統府”前被打上了一個大大的“恥”字。陳水扁如稍有尊嚴應羞愧無地，但他並無退意，因為他還擁有一定的支持者。泛綠的支持者並沒有因為他的操守而解體，他們仍保持了35%的基本盤，而深綠的民眾仍保持在15%左右。比起泛藍的45%基本盤，泛綠略覺微弱與理虧，但比起5%左右的深藍選民，深綠的聲音要強烈得多，陳水扁仍可以躲在深綠選民的保護之下。今日台灣，大多數民眾對陳水扁當局是不滿的，但他們並沒有對民進黨炮制的“台灣論述”——“新台灣人”、“台灣生命共同體”、“台灣優先”、“台灣主體論述”、“台灣主體政權”、“一邊一國論”、“正名制憲”……有所覺醒有所不滿。連馬英九對“本土論述”也很無奈，他雖然穿的是泛藍的外衣，但他不得不常常表示自己心也是綠的，是決不會出賣台灣的。民進黨控制了台灣的言語權，控制了人們的文化思維，“愛台”、“賣台”仍是劃分台灣是非的二元論。應該清醒認識到，台灣民眾不滿陳水扁，不等於不滿造就陳水扁的路線。從這一點講，任何人沒有權力譏笑民進黨已潰不成軍了。他們仍有土壤，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台獨”的威脅已經不存在了，更沒有理由認為解決兩岸關係的時間快了。
面對三波“反扁”風潮，陳水扁雖度日如年，但他在民進黨“全代會”上仍強調他決不會下台，未來兩年他仍要以“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要完成“未競事業”。他的支持者也發動一波又一波的“保扁護扁”運動，這些人的草根性與頑強性以及對“本土權政”的執著，較之溫和的中產階級，不知要強烈多少。台灣“百萬人罷扁運動”，這樣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最後演變成一場個別人“創意無窮”的“藝術秀”，這也是今日台灣中間選民與中產階級實際狀況的寫照，任何人不能超越這樣的現實。台灣的在野黨也遠遠沒有做好執政準備，他們還沒有能力提出一個新的代表兩岸民眾共同利益的台灣論述，也無能力構建一個新型的兩岸關係。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勢力不希望“本土政權”立刻垮台，而造成一個兩岸構和的格局，從而使自己在台灣問題上失去控制權。因此陳水扁可以苟延殘喘。
台灣這十八年來，在李登輝與陳水扁的精心策劃下，發生的最大變化是製造了一個新的“國族觀”。這個“國族觀”的核心是——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台灣過去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天卻是事實獨立國家；台灣人大多數來自中國，但今天是新台灣人了；台灣文化也來自中國，但今天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了；台灣的制度過去也來自中國，但今天已是民主政體了；台灣的憲法也來自大陸，但今天台灣人要自己制憲了；台灣人有權公投了，台灣人的前途與命運將由自己決定，中國大陸無權干涉台灣內政……這也就是李登輝與陳水扁炮制的“台灣主體意識論”。而在反扁浪潮中，李登輝雖也憎惡陳水扁，但他看到“本土政權”有可能因“倒扁”而受衝擊，因此又提出了“從‘本土政權’到‘台灣主體政權’，從‘台灣人’到‘新時代台灣人’”，來鞏固“台灣主體意識”。對李登輝鼓吹的這一套“主體論”，我們過去一直很不以為然，沒有看到他正是滿足了台灣民眾渴求一個合理身份的訴求，他給了台灣民眾一個虛幻的可怕的無望的“國族觀”；而這種國家觀、民族觀與文化觀，也造就了陳水扁這樣的“本土政權”，造就了這麼多的弊病。但今天多數台灣民眾並不意識這一點，連“反扁”的龍應台也陷入困境，到底維護台灣現有憲政體制——她鍾愛的“民主制度”重要，還是“反扁”重要。這個最有文化的“文化局長”竟也不知怎麼辦才好了，何況一般台灣民眾呢！
龍應台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即：台灣怎麼會培養了陳水扁這樣的人、怎麼會造就這樣的制度、怎麼會產生這樣的文化思維，這是值得兩岸都去思考的。我撰此文就是想回答她，只要台灣有這樣變味的民主觀、變調的本土觀、變異的主體意識觀，就會有權力至上、選舉至上、意識形態至上，就會繼續出陳水扁、繼續毒化兩岸關係、繼續亂下去、繼續沉淪下去……。要救台灣，要塑造一個正常的兩岸關係，必須走出這樣的誤區，兩岸才有希望、台灣才會有前途。但這是一個長期、複雜、艱難的過程。這也許是中華民族復興必須付出的沉重和曲折的代價！
(1) 龍應台：“我怎麼上‘陳水扁’這一課”，台灣《中國時報》，2006年8月24日。
(2) 台灣《中國時報》民調，2006年8月18日。
(3) 顧家錦：“本土民主主義者的提問”，台灣《中國時報》，2006年6月19日。
(4) 台灣《聯合社》社論，2006年8月1日。
(5) “民進黨所摧毀的其實是自己的精神資產”，台灣《中國時報》社論，2006年8月26日。
(6) 李雪麗：“誰殺了民進黨”，台灣《天下》雜誌，2006年6月25日。
(7) “民進黨的危機與風暴才剛開始”，台灣《中國時報》社論，2006年8月16日。
(8) 台灣《新新聞》2006年8月期，第16、17頁。
(9) 同注(6)。
(10) 台灣《中國時報》社論，2006年8月16日。
(11) 黃文奇：“人民力量撥亂反正”，台灣《聯合報》，2006年8月21日。
(12) 陳宜中：“龍應台回答不了的問題”，台灣《中國時報》，2006年8月2日。
(13) 台灣《聯合報》社論，2006年8月26日。
(14) 高岩：“台獨必然導致政治腐敗”，香港《廣角鏡》總第407期，2006年8月。
(15) 同注(11)。
(16) 陳師孟：“剖視‘倒扁’連續劇”，台灣《自由時報》，2006年8月28日。
(17) 陳麗菊：“漂流的認同，脆弱的民主”，台灣《自由時報》，2006年7月28日。
(18) “用完整的民主豐富台灣認同”，台灣《聯合報》社論，2006年8月28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10月號，總第10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