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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迺強接受中評社專訪，談及曾慶紅訪港與民主派走向等話題。（潘凱儀攝） |
中評社香港9月8日電（記者譚栩銳 潘凱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政經評論員劉迺強近日接受中評社專訪，談及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本周六訪港的意義、香港民主派的走向等。以下為專訪問答主要內容：
記者：曾慶紅副主席將訪港，短短三天的行程你認為可以達到怎樣的效果？
劉迺強：他這次到訪，是顯示“港人治港”的新里程。在港人看來，多數以為這個“新里程”是在曾蔭權當選特首那一刻開始，實際上那僅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份。早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會議公報中就很特別地提出，中央需要支持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提高管治能力，這是一個全新的說法，標誌著中央對港有一個全新的思維。
由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開始，一直以來有這麼多轉變，到曾先生當上特首，到曾慶紅訪港，都顯示出現在做法與以前的不同，將這些事件獨立來看，其實都是整個大環境轉變下的一個組成部份。
記者：輿論普遍認為曾慶紅訪港是顯示對新任特首曾蔭權的支持，你認為作用有多大？
劉迺強：曾任權的整體認受性來自三方面：一是中央的支持。曾蔭權要在外國記者俱樂部主動說中央支持他，到底中央是否支持他，支持到什麼程度？曾慶紅在這個時候來表示中央對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經濟環境。上半年香港經濟增長高達百分之六點三，下半年也預計不會低於百分之五點五。眾所周知，香港經濟好轉，與內地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如CEPA、9+2、自由行等。現在大家關心的是，這些利港政策未來會否持續下去？還有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可以在人民幣匯率改革中扮演什麼角色等等。這次曾慶紅的到來，顯然可以增強香港人這方面的信心，有助經濟向好發展。
第三是曾蔭權很需要民望的支持。他需要不時曝光，保持支持度，爭取市民的好感。
記者：如何觀察港府擬將公布的政改方案？
劉迺強：以我得到的信息，中央很清楚在每個階段要面對立法會這個建制，不能長期當議員們“冇到”；中央也很清楚在某階段需要與民主派對話，問題是什麼時候才是最好的時機。
現在民主派一蹶不振，七零八落，在這個時候與民主派接觸，顯示了中央的好意與善意，時機非常適合。
面對政改，現在民主派內部的張力和矛盾明顯，中央在這個時候釋出善意，願意與民主派接觸，正好給予民主派一個很好的下台階，營造一種样和的氣氛，市民也會較容易接受。
對於政改方案，就是有兩個主調，一是均衡發展，二是加速民主派內部分化，讓民主派不能統一地反對這次政改。
所謂均衡發展，就像拉橡筋一樣，兩邊同時拉，在功能組別及直選兩時增加五個議席，減少爭議。
所謂加速民主派內部分化，就是民主派內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民主派的幾個大老佔著“茅坑”十多年，一動不動，下面的人已在排大隊，無處“解決”。如果增加議席，二線人物出頭的機會就大了，其實民主派的二線人物很多年紀都很大了，已算是“老少壯派”。
從另一個角度看，回歸後，經過“拆局”，區議會與立法會已無太直接關係，如果把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議席全部給區議會，不但可擴大民意基礎，也增加了民主派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民主派的大老在立法會投票反對這個方案，基層的人員肯定有意見。
記者：這樣的改革方案會不會把不擅直選的自由黨擠掉？
劉迺強：新增直選的五席，自由黨應該是全無機會的，肯定是個輸家；自由黨在區議會也是少數，同樣也是個輸家。這只能怪自由黨自己不爭氣。
記者：你認為中央與香港民主派應以何種方式溝通？
劉迺強：我一向主張，回歸後大家不應以愛國不愛國或民主不民主劃界線。現在中央的表現是，已經不強調以愛國不愛國劃界線，視所有香港人都是愛國的，愛國是香港的主流。問題只是民主派仍不丟開包袱，仍要以民主不民主來劃線，現在香港哪個黨派不民主呀，民建聯都叫民主建港聯盟啦。
民主派偏偏還是要把這些人劃為“土共”，那些人劃為“保皇黨”，結果是越劃自己的空間越小，把自己逼到牆角，越來越孤立。他們現在已經有這種危機感。要走出這個困局，民主派就不應繼續再標榜只有自己民主，別人就不民主。
曾慶紅這次到訪與民主派接觸有象徵性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派人士應親身到內地交流，他們長久以來與內地脫節，若讓他們有機會回到內地，他們自然會就如同乾枯了的海綿吸水一樣，不斷地吸收現今內地的訊息，再作出新的判斷。
記者：這是否意味著民主派需要轉型？
劉迺強：不只是黨派需要轉型，大家都正在轉變。中央政府是以宏觀方式去計劃，早已定下了未來的方針。香港不可以只重視眼前自身的經濟情況，政府也要提高管治能力，不要再為中央添煩添亂，同時香港也要定下如何切入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找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
記者：香港最近民意轉變很大，是何原因？
劉迺強：香港近期民意轉變很大，與以往作比較，民主派的影響力已漸退，號召力也漸弱，民心的突變實在太快，真是難以預測。
這種改變很大可能是因為新一代領導人的立場堅定，底線很清楚，大家都清楚知道０七、０八年沒有普選了。香港人很現實，不會咬住一個問題不放，不會不惜犠牲去達到一個不現實目標。
同時香港的傳媒也很現實，新聞話題一過很快就冷卻下來，這種轉變也影響著與民意的互動。
還有，過去民主派佔據了道德與智力的制高點，但隨著何偉途、涂謹申等事件被揭發，以及民主派在領匯事件上的立場，已令其道德和智力的光環被打破。
整個氣氛的逆轉，應是與這些原因有關。（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