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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田飛龍（中評社 海涵攝） |
中評社香港1月1日電（記者 陸文煜）第九屆中華文化論壇不久前在北京舉行，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田飛龍在本屆中華文化論壇上發表論文，他表示，香港平台的 WTO 法律戰以及國際調解院在香港的創設為例，說明“一國兩制” 對和平發展道路與制度體系的規範支撐意義中國立足和平發展的價值觀，在“一國兩制”範疇推進國際法維權與國際司法制度創新，對和平發展道路展開進一步的制度化探索。田飛龍具體以香港平台的 WTO 法律戰以及國際調解院在香港的創設為例，說明“一國兩制” 對和平發展道路與制度體系的規範支撐意義。
田飛龍談到，在二十大報告中，“一國兩制”被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港澳回歸以來保持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要長期堅持。“一國兩制”的古典歷史與思想淵源可追溯到中國古代一體多元的大一統憲制模式，對多元性的整合與協調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與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徵。古典的一體多元憲制模式內含對族群差異性的文化包容及對和平發展的價值追求。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央針對港澳問題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方針，作為“一國兩制”早期國家理性的精致表達，而涉台層面則提出了具有談判方案性質的“一綱四目”，這些早期戰略構想與政策安排同樣是從和平發展價值觀出發的。改革開放以來，“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具體制度化以及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進展與激蕩，展現出中國式現代化對和平發展道路與制度的積極探索。“一國兩制”是中國以和平發展方式對接現代化與國際化的戰略與制度杠杆。
田飛龍認為，“一國兩制”內含對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和平發展的道德理想及和平倫理，是和平統一、經濟現代化、制度現代化與去冷戰化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精神要素的典範制度之一。“一國兩制”長期堅持，折射的是中國對自身發展與全球治理之和平道路的規範性承諾。“一國兩制”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制度化探索的最好證明。而在當代世界體系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干預、制裁和長臂管轄的霸權行徑愈演愈烈，戰爭、瘟疫和動亂根源難以消除，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人類和平發展都面臨著嚴峻挑戰。對此，中國立足和平發展的價值觀，在“一國兩制”範疇推進國際法維權與國際司法制度創新，對和平發展道路展開進一步的制度化探索。田飛龍具體以香港平台的 WTO 法律戰以及國際調解院在香港的創設為例，說明“一國兩制” 對和平發展道路與制度體系的規範支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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