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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教研部副教授史曉東 |
中評社北京7月2日電（記者 黃博寧 周雨曦）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教研部副教授史曉東表示，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涉及到兩岸因素、台灣島內因素、美國因素以及大陸對台政策的創新因素。因此，比一般的雙邊談判來得複雜。曾有美國談判專家說，雙邊談判通常需要達成3項協議，一項是談判桌上雙方的協議，另外兩項是雙方內部需要達成的協議。而兩岸建立安全機制的談判需要達成的協議可能有四項、五項之多。
在日前舉行的“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上，史曉東以兩岸軍事互信的制約因素為主題進行報告。他認為，首先，兩岸軍事互信是兩岸政治互信的體現。然而，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階段，大陸方面希望台灣當局能夠給與“不獨”的承諾和信心；台灣則希望大陸能夠給與“不統”的承諾。因此，就滿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言，兩岸政治互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應該說，在建立“一中”的意願上，兩岸僅僅求同還不夠，還必須找到“存異”的路徑和方法。
其次，島內的政策始終是島內政治博弈的結果，在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議題上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國民黨對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持讚成態度，民進黨則不然。因此，在島內兩黨主張相對甚遠的情況下，為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離不開台灣憲政體制的調節。
從現在的政治走向來看，民意監督的趨勢和力量在增大。這固然為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帶來了新的難度，但有了這種監督之後，合法性會增加。因此史曉東認為，有了監督機制本身有民意整合作用，並非意味著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高不可攀，但也啟示各方在推行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政策時，必須更注重台灣民眾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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