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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三十年:汪道涵與中評
http://www.CRNTT.com   2022-01-10 10:30:13


 
  汪道涵會長曾經說過:“‘汪辜會談’的歷史性意義,在於它充分體現了海峽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客觀現實。我與辜先生數度握手,凝結的是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昭示的是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割。它具體地說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雙方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裏共同的態度。在這樣的態度下,雙方可以以求同存異的精神解決一些政治問題,可以暫時擱置一些政治爭議,也可以就政治分歧坦誠地進行對話,這才是兩岸中國人平等協商的具體寫照。江澤民主席多次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1998年10月我對辜振甫先生講的關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86個字,去年以來錢其琛副總理多次闡述的‘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都是‘汪辜會談’歷史精神的體現。我念茲在茲的,就是一個中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我個人體會,“共同締造論”與“八十六個字”具有重大內涵:共同性、共構性、共享性。一,共同性,即尋求兩岸和平統一的共同點。二,共構性,即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更多條件。三,共享性,即為一個中國的權益由兩岸人民共享,民族復興是要讓兩岸人民共同得益。“共同締造論”與“八十六個字”就是《中國評論》月刊進行理論創新的理論基礎,更是中評社遵行至今的原則立場。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說,汪道涵會長當年的構想已經實現,《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已經是至為重要的橫跨兩岸的共議統一思想平台!

  三、實踐之一:把《中國評論》月刊辦成具有思想性特質的雜誌

  非常有幸的是,《中國評論》月刊誕生之後,立即得到了當時大陸最為重要的對台研究精英的支持。《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上海東亞所所長章念馳是雜誌的催生者,每次都陪同我們拜見汪道涵會長,幫助解決許多具體問題。最為重要的是,他深刻把握了汪道涵會長的核心思想,並有獨到的創見,為雜誌撰寫了一批振聾發聵的力作,極大地提升了雜誌的影響力。《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原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幹事郭震遠,承擔了大量的論壇主持、組稿與撰寫工作,他的學界朋友人才濟濟,都予以了積極支持。李家泉、余克禮、辛旗、徐博東、黃嘉樹、李義虎等等衆多名家也傾力扶持,堪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精銳盡出,陣勢無兩 。還有大批的台灣、香港專家學者也參與其中。為兩岸關係尋找和平發展方向、豐富和平統一内涵的思想舞台的序幕就此徐徐拉開。

  在實踐中,我深刻體會到,汪道涵會長關於《中國評論》月刊的辦刊思想、方針、策略方面,充分體現了理性思維與辯證思維相結合的特點。根據這一特點,《中國評論》月刊定位為思想性雜誌,提出了把雜誌發展成為全球關心中國發展的思想論壇的目標,我們決心把雜誌辦出具有濃厚的思想、思潮、思辨、思考的特質來。我擬定了“溝通兩岸,融匯中華”為我們的辦刊乃至後來辦社的宗旨。

  從汪道涵會長的啟發中,我認識到,思想類的,或稱思想性的雜誌,首先應該具有思想、思潮、思辨、思考的特質。理性思維是一種有明確的思維方向,有充分的思維依據,能對事物或問題進行觀察、比較、分析、綜合、抽象與概括的一種思維。所以,理性思維是我們的傳播特質。

  兩岸關係是一個非常之複雜,也是非常之豐富的關係,絕對不可以用“非此即彼”、“非真即假”來衡量發展與變化。“亦此亦彼”、“亦真亦假”,才能防止思維的僵硬固執,才能結合實際、創新前行。“明是非”的重大問題在於,何為是非?如有問道:“天地無常,六道輪回,善惡是非,誰來定?何為善何為惡?何為生何為死?又有何區別?”所以,要做到明是非,就必須站在客觀的立場,讓各方意見匯聚、辯論,這樣才有可能找到通向共識的路徑。

  在汪道涵會長的指導下,我們努力去實現這樣的辦刊目標: 

  1、具有思想特質:《中國評論》月刊結合時事政治,但更加關注的是高層次的思想動態,以合理的深入的思想理論來探究社會發展的實質。所以,追求的不是奇聞逸事、不是嬉笑怒罵,追求的是思想之精華。

  2、具有思潮特質:《中國評論》月刊反映的是大中華地區主流社會的思想,不是個人的奇思怪想,所謂思潮,當然是主流社會整體的思想流動的反映。反人類、反民族、反社會、反正義的所謂思潮,不是我們能夠接受或推崇的。

  3、具有思辨特質:《中國評論》月刊不是空洞說敎。必須結合實際問題,並且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發揮思想的力量,所以要以問題導向思維為主導,思中必須有辨。要辨是非、辨真偽、辨方圓、辨異同。

  4、具有思考特質:人們對社會發展變化規律,不是隨便可以掌握的,必須經過艱苦的思考過程,況且思想的產生,務必運用思考的方式。也就是要注意各種突出的觀點,要採集有利正向發展的觀點。

  《中國評論》月刊始終以和平與發展作為思想與思潮的綱領,並在此指導下觀察世界與中國,觀察大陸與台灣,觀察香港與澳門。《中國評論》月刊堅持以“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為思辨與思考的原則,思辨社會規律,思考時代真諦。

  在具有上述的特質後,作為思想性雜誌,《中國評論》月刊還具備幾個方面的特點。

  理性認識特點:理性認識包括概念、判斷、推理三種形式,其特點是它的概括性和間接性。祇有在理性認識的前提下,大中華地區的思想才能客觀有效地溝通。兩岸與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思想脈絡各異,如無理性,各自的思想根本溝通不了。理性的傳媒,是大中華地區最需要的、最有幫助的溝通渠道。

  包容化異特點:明代李東陽有這樣的詩句:“草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這裡面有辯證法,包容的空間才會有情感的匯合。思潮需要包容,才能得到融會貫通、促進社會進步的效果。所以,各種觀點在雜誌中的包容,是我們務必做到的第一步,也是最為具體的。常說求同存異,但是在兩岸關係中,包容才能求同,沒有包容,就無法求同,所以,存異、甚至是化異的前提是包容。

  現實意義特點:現實,是思辨和思考的價值所在。現實意義即可以起到實際作用,對現實社會有幫助的,有利用價值、使用價值、指引價值。在現實中發現問題,為現實中解決問題而出謀劃策,是雜誌必須去做的。脫離現實,就是脫離社會,脫離主流的思想,對民族對社會難於承擔傳媒的歷史任務。為現實服務,是《中國評論》月刊不可推卸的責任。

  “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這十二個字,其實闡述了認識理性和思維理性的關係,涉及了認識理性範疇與思維理性範疇,是辯證法的成功運用,具有哲學價值與意義。

  因此,理性的、包容的、現實的,是《中國評論》月刊應有的基本要素,也是汪道涵新聞思想的重要及豐富的內涵,具有時代的創新性,打破了在兩岸關係的新聞傳播中長期以來僵硬的單一模式,這是符合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的新聞思維。中評社在其後的發展中一直堅持遵循汪道涵新聞思想,汪道涵新聞思想指導了中評社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是中評社的理性旗幟! 

  《中國評論》月刊在兩岸關係領域中力求達到四個突破。

  第一,《中國評論》月刊是創刊之初即成為努力擴展大陸對台政策内涵的月刊,提倡兩岸關係政策層面的思想解放,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兩岸關係理念創新需要邁出第一步。所謂“破繭而出”,“繭”不破,理念是無法創新的。《中國評論》月刊發表了大量的創新觀點。當時的“年少氣盛”之為,至今回憶仍然有熱血沸騰的感覺。

  第二是《中國評論》月刊努力構建為兩岸唯一一個包容紅、藍、綠、白意見的思想交流平台。在《中國評論》月刊最早的幾期裡,多位民進黨的重要專家都撰寫發表過文章。可以說,這些人的文章在《中國評論》月刊早期就已經“登陸”了。而在後來創建中評網、中評社時,同樣沒有放棄這個立場。大批的藍營與綠營專家學者參與了《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主辦的研討活動。構建促進紅藍綠白交流思想和觀點、縮小分歧、尋找共識的思想平台,這一使命,必須達成。 

  第三,《中國評論》月刊打破了40多年來兩岸關係背景的報刊不得入島的禁忌,成為了一本兩岸同時發行的兼具政治性和思想性的雜誌,也是第一家可以在兩岸公開銷售的雜誌。2000年4月,《中國評論》月刊在民進黨執政初期被批准入島。民進黨歷屆陸委會及各個相關部門給予《中國評論》月刊支持。兩岸之間立場觀點有不同,但是大家彼此之間還是存在回歸理性的空間,這在中評社也得到了持續的驗證。

  第四,《中國評論》月刊與時代共同進步,承載了兩岸關係理論創新以及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理論架構與内涵的討論與交流責任,是兩岸之間最重要的思想平台。實踐出真知,兩岸關係的理論創新從未停頓過,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繁榮、開放和包容的創新時代。《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與這樣的時代大趨勢同步而行。《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在豐富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理論内涵的過程中不但沒有缺席,還成為了重要的承載思想、創新思想的平台。作用於和平發展、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是我們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的媒體價值。

  記得當年汪道涵會長把《中國評論》月刊當作自己的孩子,每逢友人總是問道:“你看了《中國評論》月刊嗎?”汪道涵會長珍惜的是雜誌上的文章、雜誌上的思想。也記得錢其琛副總理每當看到《中國評論》月刊上的好文章,就會撕下來,寫上意見,送給有關機構參考。記得有一則故事在台灣專家群中流傳:上任不久的國台辦主任王毅會見台灣學者,有人問道:“你看《中國評論》月刊嗎?”王毅主任立即從公文包拿出了3本《中國評論》月刊,翻開給台灣專家看,上面劃滿了杠杠。在台灣,《中國評論》月刊是“國家圖書館”館藏雜誌,在美國,則是加州大學圖書館收藏雜誌,供各方專家學者參閱。無愧於汪道涵會長的重托,是我們的所求。

  四、實踐之二:在兩岸關係的新聞輿論傳播中高舉理性旗幟 

  24年來,在《中國評論》月刊的基礎上,我們先後創辦了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評論新聞網、中評智庫基金會,與時俱進,媒體機構與傳播形式在發生變化,但是,按照汪道涵會長的理論指引,在兩岸關係的新聞輿論傳播中高舉理性旗幟,是我們從未改變的初衷。經過24年的努力運作,中評社在三個方面進行了有效開拓:

  一是開拓創建一個新型的網絡通訊社。我們提出的網絡通訊社概念是傳媒歷史上的首次。在2005年即做到了網社合一,直接傳播。利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打破了過去傳統的通訊社祇能夠靠第二渠道間接傳播的重大局限。同時利用網絡特徵進行新聞採、編、發,並且以服務網絡媒體、自媒體及其受眾為主。其實,這是在汪道涵會長的提示下進行的。大約在1997年底,汪道涵會長在一次的談話中對我們說,今後要通過網絡來聯通兩岸資訊,還可以供兩岸的專家學者在網上溝通。為此,我們進行了為期至今達24年的兩岸新聞傳播實踐與創新。

  網絡通訊社這一概念是中評社第一個提出、第一個加以實踐、並且是第一個成功的。網絡通訊社與傳統通訊社的最大區別是:1,生於網絡時代,成於網絡科技,服務於網絡媒體與網絡讀者,兼顧傳統媒體。2,以數據傳播為重要的特徵。數據傳送純粹指技術,數據傳播則包涵新聞傳播性質。3,在即時性與容納性、穿透性方面,達到了大眾傳媒的歷史之最。

  二是開拓塑造網絡媒體的新聞影響力。10多年前,網絡媒體與網絡新聞基本處在混沌時期,得不到受眾的信任與依賴。中評社率先打破了網絡媒體無誠信的迷思,堅持以傳統的“守門人”精神,以新聞專業主義的原則來對待、處置各類新聞,堅守新聞的真實性,逐步贏得了兩岸讀者的信任。這是來之不易的。

  三是開拓介入兩岸主流民意圈,發揮“兩岸共同媒體”的特殊輿論作用,盡力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進程。在汪道涵會長指引下,《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是兩岸媒體中最早參與豐富和平發展概念内涵的,也是討論、傳播和平發展理念最多、最著力、影響最大的新聞媒體,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起到了關鍵的輿論引導與促進作用。中評社終結了兩岸新聞資訊長期無法雙向傳播和即時文字圖片溝通的狀態,紅、藍、綠、白的政治動態都可以在中評社得到最全面、最真實的反映。溝通的作用在於促進兩岸民心民意的溝通,最重要目的是推動兩岸主流知識分子進行相向而行的認知溝通、爭取各類觀點多維趨一的效果。目前,中評社已經成為了兩岸有識之士共議合作、共議發展、共議問題的最大輿論平台。

  行文至此,有一重要的事情必須一記:在籌建中國評論通訊社的時期,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錘煉概念,正在這個時候,在北京舉辦的一次論壇上,我聽見上海青年學者楊劍(後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論及兩岸之間必須構建共同媒體的觀點,如獲至寶,當晚到他的房間向他請教,幾乎通宵達旦,“兩岸共同媒體”的概念就在這個夜晚誕生。2008年6月,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親筆為中評社題下“兩岸共同媒體”,宣告這一概念與平台的正式確立。 

  在歷經24年的努力運作中,中國評論通訊社不斷在夯實三大平台的基礎:

  其一,中評社必須是一個理論創新平台。中評社一啟動,就擺脫了單純是一個信息傳播工具的窠臼,全力營造理論根基,增加厚度。其中,關於和平發展的提出與論證,是《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的重大貢獻。通過與專家的合作,構建了“統一論”、“統合論”以及“和平發展論”的完整框架。尤其是對習近平國家統一理論的研究,掌握了最豐富的兩岸及港澳專家學者資源,獲得了相當矚目的學術成果。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系統出版了有關專家學者的理論著作,並以通訊社、網絡載體加以傳播,影響巨大。

  其二,中評社必須是一個思想交匯平台。通過傳統的新聞模式,最新的科技手段,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與專訪文章。使得兩岸紅藍綠白政黨人士的思想以及言論都能夠在中評社的載體得到充分的反映、討論、交融。如果沒有理性的旗幟引導,作為一個媒體,是很難有這樣的包容心態以及包容空間的。

  其三,中評社必須是一個智庫媒體平台。2012年中評智庫基金會成立,與中評社密切合作,“智庫媒體”正式誕生,其最大特點具有四個方面:第一,與兩岸及港澳、國際智庫互動頻密,智庫會議及言論是重要新聞內容組成。第二,具有當代智庫的特徵:參與主流社會;塑造輿論焦點;引導話語權。第三,具有重要智庫的行動力:把新聞報道與輿論協調的權限擴展到積極參與預防性的交往、衝突處理和解決爭端領域。第四,是具有最先進的科技創新能力的智庫,擁有自行開發的大數據庫與分析系統,完全有能力掌握數據話語權。

  當時考慮構建通訊社,對於我來說已經有了足夠的經驗儲備,我於武漢大學畢業之後,即到中國新聞社工作,一共工作了15年,從記者做起,到部門主任,最後在副總編輯崗位上6年。此間,我系統研究了30多家國際通訊社的特點模式,萌發了構建一家能夠為兩岸及港澳、國際華人社會認可接受的民族通訊社念頭,所以,中國評論通訊社就是我實現夢想的園地與高地。中評社的骨幹:常務副社長周建閩,副社長王平、肖瑞,常務副總編輯陳耀桂,都是我在中國新聞社的同事,而副社長李為民則來自新華社,此外,總編輯羅祥喜是智庫專家,副總編輯韋民是出版專家。台灣中評社社長俞雨霖、總編輯林淑玲,更是出身於當年台灣新聞界霸主《中國時報》。大家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個共同目標就是“溝通兩岸,融匯中華”。爲此,我們付出了人生最好的歲月,但是,參與、見證了和平發展魅力時代的締造,我們無悔無愧!

  儘管如此,中國評論通訊社之所以能夠立足,並取得重大成果,是因為我們牢牢遵照汪道涵會長的十二字方針在兩岸之間求發展,致力彰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共同性、共構性、共享性。用理性思維、辯證思維指導采編工作,才能獲得兩岸各方的高度理解與認同。汪道涵會長是當之無愧的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的思想引領者!

  展望今後的兩岸關係,可謂形勢嚴峻,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或將經受最嚴峻的考驗。在這一個時刻,我們有責任守護兩岸關係的底綫,務必促和遏戰,力求融合統一。 因此,在民粹飆漲、極端意識充斥的時候,理性是新聞傳播中最為重要與最為需要的因子。高舉理性的旗幟,才能讓兩岸民眾在暗霧彌漫中,看得到未來。理性,是曙光的影子!汪道涵會長用“報國有心,愛國無限”來自勉,這也是《中國評論》月刊與中評社永遠的座右銘!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2月號,總第2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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