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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需要循序漸進、不斷深化。 |
中評社╱題：循序漸進探討“兩制台灣方案” 作者：戎撫天（台灣），台灣中國時報、旺報總主筆；王欽（台灣），台灣旺報特約主筆
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正式進入協商階段之前，我們主張先探索“動態統一模式”，即確認兩岸現狀就是一國兩制。之所以要先行確立這一方案，主要目的在於破除台灣社會針對一國兩制的盲點和偏見。
兩岸關係看似危機四伏，但危機和轉機往往在一念之間，在民眾更歡迎“經濟牌”大趨勢下，民進黨也會更務實，國民黨會更希望打好“經濟牌”，大陸處理好台灣問題的密碼就在“現狀就是一國兩制”中。
前言
年初習近平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後，“一國兩制”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兩岸話題，台灣社會長久以來都對“一國兩制”抱持疑慮態度，卻也不得不開始直面這一議題。對蔡政府而言似乎“撿到槍”，利用社會的疑懼心理順勢操作“反中”、“抗中”，拉抬自己的政治聲勢。顯而易見，蔡英文的政治操作確實取得了一定效果，幫助其創造較高的網路聲量，解除了九合一選舉敗選造成的聲望崩盤危機，也幫助她最終贏得了黨內初選。後來的香港《逃犯條例》更成為蔡英文政府競選連任的利器，順勢大加操作。
由此可見，以當前台灣社會的政治氛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倡議和探索還需要從長計議，一方面需要找到問題的癥結，另一方面則要針對這些癥結，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找到兩岸交集，並最終實現突破。
一、一國兩制的信任鴻溝
台灣社會談及“一國兩制”，除了本身的反對態度之外，也常以“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為例，證明其不可行。這次香港因為修訂《逃犯條例》而爆發大規模抗議，迫使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正式表態，承認修訂工作失敗，並重申修訂草案已經壽終正寢。雖然她並未按照抗議者的要求撤回草案，但實質上等同於“撤回”。
不過，《逃犯條例》的“壽終正寢”，似乎並未平復香港的社會情緒。透過這次事件可以發現，香港社會對中國大陸及一國兩制的實施疑慮甚深。他們上街抗議，表面上是針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修例工作，本質上卻是將矛頭指向北京。
持平來看，抗議者的擔憂確實有些被誇大，相較於香港的行政與立法工作，司法權無疑是最能獨立於大陸影響的權力，這是因為《香港基本法》明確了香港的司法終審權，更重要的是，法官的任命權並不屬於北京，而且負責任命的香港特首，也從來沒有干涉過相關人事安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依照法定要求，必須由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國籍人士出任外，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都沒有明確的國籍要求，在7位前任和現任常任法官中，外國籍就占了3席，而30席非常任法官中，幾乎是清一色的外國籍法律人士出任，這是因為香港為了維持判例法的傳統，傾向於邀請其他前英國殖民地國家的法律界人士擔任這種臨時職務。
正是因為這種人員構成和權力結構，大陸其實也一直對香港司法抱有微詞，認為這是所謂“港英餘孽”的大本營，甚至擔憂外國勢力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和判例，影響香港社會的管治權。
由此可以看出，香港回歸大陸超過20年，香港市民擔憂司法獨立將死，大陸卻苦於無從對香港司法施加影響力，導致許多司法互助事務難以落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香港市民和中國大陸官方都各執己見，不願意傾聽對方的主張，那麼雙方的信任鴻溝註定無法彌合，彼此的溝通衹能變成“雞同鴨講”，毫無交集。
因為選舉的需要，台灣社會也格外關注香港這次反修例，其背後同樣有對大陸及一國兩制心存疑慮的因素，這也是台灣與香港的類似之處。“一國兩制”在台灣被理解為消滅中華民國主權，社會普遍抱持懷疑、排斥的態度，值此選舉敏感時刻，政治人物無分藍綠，更不敢違背主流民意。結果就是，不僅綠營藉機炒作反中意識形態，藍營同樣不敢攖其鋒，紛紛在“一國兩制”問題上發出強硬言論。
2020年台灣大選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初選，首場國政說明會聚焦兩岸議題，最有可能出線的三位候選人，郭台銘與朱立倫都表態反對“一國兩制”，最後的出綫者韓國瑜更曾經以強烈語氣反“一國兩制”。當然，藍營政治人物在表達反對“一國兩制”的同時，仍然強調支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顯示推進兩岸交流與和解仍然是國民黨普遍共識，衹是在“一國兩制”長期被汙名化的政治現實下，沒有能力創新思維，不敢忤逆民意。
不過，大陸對“一國兩制”的處理也同樣存在可檢討之處，習近平年初倡議兩岸共同探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後，大陸涉台學界開始針對此議題提出種種主張和論述，並觸及若干敏感議題，譬如改變台灣海峽國際水道現狀，逐步實現內海化；統一後台灣不應繼續保留軍隊等，都成為大陸學者探討的議題。
誠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尚處於研擬、探討階段，兩岸各界發表各自的主張和建議，有助於增進彼此瞭解，也為後續的兩岸代表人士正式協商提供知識與經驗。但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畢竟不是一般的學術研究，而是現實的政治安排，更牽涉兩岸極其複雜、敏感的政治爭議，許多主張或建議如果從學理探討的角度看當然不成問題，但一旦擺上現實政治的檯面，就有可能帶來負面效應。
就國共內戰而言，兩岸隔閡七十年，就甲午戰爭而言，兩岸隔絕超過一百三十年。兩岸在社會心理上難免出現隔閡，在政治定位問題上更存在巨大爭議，有關未來的統一模式、台灣和大陸的法理關係，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種種法律、技術問題，不僅需要學者貢獻智慧，更需兩岸有志之士居中穿梭，各自協調，回應或化解兩岸各自內部的不同意見。
這顯然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也不能急於一時，應該循序漸進，應該首先在基本原則問題上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再來思考細節問題。問題正在於，兩岸在基本原則上存在巨大的認知落差，亟需兩岸尋找解決之道。
具體而言，即便是在一中原則得以確認的前提之下，兩岸依然存在許多現實爭端需要解決。台灣並非香港，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中國，台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國民黨堅持的一中各表，亦即中華民國政府是1912年成立，迄今依然獨立行使主權的政府，在未來統一的進程中，中華民國應該處於何種地位？如何依據憲法程序完成兩岸統一？如果這些重大原則問題都還沒有被納入議事日程，那麼有關統一之後的具體安排，現在來談恐怕為時尚早，而且也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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