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關係在未來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容易被誤解。幾十年來，美國一直享有美元無可匹敵的全球首要儲備貨幣地位，但中國一直在談論提升人民幣地位。哈佛大學學者坎帕內拉（Edoardo Campanella）和里斯邁爾（Meg Rithmire）認為，美國有能力更樂觀地看待這種可能性。人民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崛起不僅要求中國進行經濟改革，這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是非常可取的，而且一個更平衡的全球貨幣體系也可能減少緊張和衝突。
軍事對峙可能是美中關係中最令人煩惱的部分。冷戰期間，雙方都承認的軍事平衡是超級大國和解的前兆，同樣的事情今天在東亞很難實現。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和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首席研究科學家何理凱（Eric Heginbotham）描述了實現美中在東亞和解的基本參數。他們認為，關鍵是美國保持前沿部署的威懾，但要保持防禦優勢的姿態——“前沿部署的美國軍隊具有彈性，其能力主要面向擊敗攻擊，而不是發起進攻。”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治國方略項目高級研究員韋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概述了美國政策的三種可能框架：競爭性共存、戰略競爭和冷戰式遏制。“考慮到兩國的共同利益以及經濟和生態上的相互依存，”他寫道，“在適應一個更強大、更自信的中國一段時間後，華盛頓可能會選擇競爭性共存，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但沒有什麼是可以保證的。事實可能會證明，美國對熟悉的冷戰思維更滿意。
奇偉思強調，美中在尋找為持續和平、繁榮和國家興盛提供環境的“權宜之計”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沒有人能保證這兩個國家都能拿出必要的克制和紀律來引導他們的關係朝這個方向發展，但這並非不可能，不去嘗試將是危險的。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是對它可能是什麼樣子有一個現實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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