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8日電／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中，美西方國家的應對方式不是治理與改革，而是靠大規模量化寬鬆渡過難關，讓全球的儲蓄者和消費者承擔了大部分代價。不僅如此，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後，美西方國家肆意濫用貨幣金融霸權，動輒實施單邊金融制裁，隨意凍結別國政府和國民的儲蓄財富。這種不負責任的濫權行為，令各國知識界開始討論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方案。
貨幣體系的基本特徵及其影響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鈎的做法開創了一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自此以後的國際貨幣體系可以概括出兩大基本特徵：一是以少數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主權國債作為全球核心儲備資產；二是各國貨幣的價值沒有黃金或者白銀的硬錨，不可兌付，因而各國貨幣的匯率相互浮動。這兩大基本特徵，在世界市場體系的中心與外圍之間分別塑造出四種現象：一是外圍國家面臨經濟周期性動蕩的巨大外源風險；二是外圍國家的外匯儲備持續擴大和福利損失；三是美國的天量債務積累和財政赤字；四是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去工業化。以美國的主權貨幣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用美國國債作為全球核心儲備資產，這意味著美國自身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必然外溢到全球，而那些經濟結構和運行周期與美國不一致的經濟體則大受其害。每次美元加息，總有部分外圍國家會出現嚴重的股匯雙跌和金融危機，根源就在於此。美國前財長康納利說過一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為了應對這種系統性風險，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巨額外匯儲備，從而承受巨大的隱形福利損失。持有外匯儲備的綜合代價極其昂貴，因為外儲所產生的利息收入，遠低於外圍國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融資成本。這種貨幣體制賦予美國以超額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美國聯邦政府可以不斷地滾動擴大其國債規模而不必像正常國家那樣擔心債務崩盤，可以任由其金融部門在國內國外製造巨大的金融泡沫以獲利。但是長期來看，所有的特權都有其代價，貨幣霸權也不例外。外圍國家不得不積累巨額美國國債作為其外匯儲備，必然意味著美國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愈演愈烈，意味著美國經濟結構中金融壓倒實業，意味著美國本土緩慢但持久的去工業化趨勢，最終導致美國白人藍領階級失落的三十年和美國國內的貧富分化、社會極化與政治分裂。
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
要理解國際貨幣體系如何演化成今天這個樣子，必須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凱恩斯與懷特兩大世界經濟治理方案之間的辯論和競爭。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消耗之後，凱恩斯所代表的英帝國已然沒有同美國討價還價的實力，因此最終以懷特計劃為主體構造了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由於懷特計劃的內在缺陷（特裡芬悖論），這個體系只維持了20多年就面臨擠兌崩盤的危機。1971年尼克松總統“臨時”關閉了黃金窗口，而一關就是半個多世紀。這本質上是美方對全世界實施了一次單邊的制度性硬違約，但作為美帝國的政治和安全附庸的歐洲和日本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去與之博弈，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是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去及時準確地理解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因此，今天的貨幣體系並不具有國際法意義上的合法性。
不僅如此，近年的美國正在尋求進一步的軟違約。美國作為全球貨幣的主要輸出方，必然要承擔資本項和經常項下的巨額逆差，否則別國無法獲得美元。因此，中國積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對當前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際經濟活動與貨幣金融運行之間是一一對應的映射關係，而前者受制於後者；實體產品和服務生產得再快，其財富量的增長也不如印鈔快。繼續停留在美元體系中，那麼中國的競爭對手就不是美國的3.2億人，而是包括中國自身的14億人在內的全世界80億人。唯有將美國借助美元體系動員全球資源的“超額特權”廢除掉，中美雙方才能展開公平的競爭，而且關鍵點就在於改革當前的國際貨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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