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競爭性敘事的核心,雙方都將對方視為生存威脅:美國正在為“民主對抗專制”的全球規則和規範框架凝聚國際支持;中國越來越相信,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是中國實現百年政策目標的主要障礙。如果雙方都同意避免衝突是優先事項,那麼這些框架應該得到更多的審查和反思。
與會學者指出,新冠疫情期間,權力結構變化和人文交流凍結,引發政策誤判引發意外衝突的擔憂。當務之急是找到負責任地處理中美關係的基礎;如果這些努力能夠成功地穩定這些負面的安全螺旋,雙方就可以在多邊形式中就共同利益開展有限的合作。
與會學者強調,這種機制的關鍵是提供權威的解釋,說明雙方如何證明他們的行為是防禦性的,並接受另一方的看法的權威解釋。理想情況下,這些解釋會讓雙方確信,他們會持久支持維持兩國強勁的經濟關係;應對全球性生存威脅,如流行病和氣候變化;同時也承認彼此在敏感問題上的立場,比如台灣問題和美國防務關係。換句話說,這一機制將把雙方的政策聲明轉化為外交交流。雙方認為,儘管存在分歧,但在有限的問題範圍內進行合作是有利益的。
雙方學界相信,如果兩國領導人通過非正式、密集和頻繁的對話直接做出保證,將是最有效的。然而,每位領導人需要的時間以及疫情對旅行的限制,使這一機制無法成為提供保證的主要手段。雙方需要其他方案,包括但不限於高層特使和恢復技術官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