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
列出上述種種原因之後，羅范椒芬直指，香港政府也不能推卸責任，“港府在回歸前後推廣一國兩制時，更加注重宣傳兩制，向社會強調社會制度不會變，以不變為主調來維護社會穩定。然而，大社會在變，香港的制度完全不變怎樣才能與時俱進呢？ 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香港一些制度已經不適應了。”
羅范椒芬續指，當然，年輕人看到買不到房子、向上流動太慢會有怨氣，但說到底，這牽扯到的是社會公平問題。“但遺憾的是，他們的這種認識其實是對社會的膚淺印象。香港青年並沒有認識到現象背後的本質，要知道，知識經濟和全球化令全世界都面臨著這些的問題，世界各國都面臨經濟下行、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擴大的壓力，很多問題在英美等國更為嚴峻。但因為媒體沒有報道，年輕人看不到在外地的現象。”
教育
羅范椒芬表示，除去上述四個方面，香港在教育層面也存在問題，在年輕人很難擺脫朋輩壓力的情況下，教師扮演怎樣的角色就變得極為關鍵。
“無論課程框架寫得多好，無論教科書寫得多完善，外人無從知曉教師如何在課堂上授課。”羅范椒芬說，“在對香港教師進行國民教育的問題上，我們目前做得還很不夠。教好了老師，便可以更為輕鬆地較好一代人。”
羅范椒芬指，但在這個層面上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香港的教協，所以要撬動教師這一塊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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