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哈格爾對以色列的看法卻與數月前在大選中勝出、把以國當做死黨的奧巴馬迥異。雖然他先前對猶太遊說集團的評論有口誤的成分（譯者注：哈格爾曾表示，“猶太遊說嚇到了很多人。我是一個美國參議員，不是以色列參議員。”），但其對以色列的態度冷淡卻是不爭的事實。2002年，當巴勒斯坦自殺性爆炸襲擊讓整個國家傷痕累累之時，哈格爾卻在專欄文章中表示，“這是以色列採取措施來展示自己致力於和平進程的好時機。”
文章還稱，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如果奧巴馬對哈格爾的提名受到了新保守主義者的稱道，那麼這一人事變動便是值得的。羅格斯大學的歷史學家大衛•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在《新共和（New Republic）》周刊撰文稱，很多“自由派人士傾盡全力來讚美哈格爾，實際上，與一個冉冉升起的女性政治新星相比，他們只不過更傾向於看到一位平庸且極端保守的男性來接替帕內塔。”為什麼？因為用這種方式來懲罰哈格爾的敵人，比讓哈格爾上任成為一位糟糕的國防部長更有價值。
正是因為存在著這些繁雜的算計，是否通過奧巴馬對哈格爾的提名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傑•科恩（Roger Cohen）撰文表示，國會應該通過對哈格爾提名的最主要原因是，該舉將引發關於美國應該如何對待以色列的大辯論。
不過，哥德堡卻認為，如果哈格爾的提名得以最後通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的話，那麼他必將陷入更多的麻煩。美國防部減支在即，俄羅斯等國的民族主義卻在不斷增強，中東局勢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還未完全結束。在這種情況下，哈格爾上任防長的最佳原因卻是他將觸發一場大辯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