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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左）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右）在安理會敘利亞會議上進行商討 |
在過去的十年間，軍事介入的膨脹已經遠遠超越了國家安全或者是人道主義援助的範疇，甚至其還超越了“保護使命”一說。軍事介入如今已經被假定為一種義務，操起家夥去對抗任何的獨裁者，去支持任何能夠進行國際游說的叛軍。
那些被端放在薩拉熱窩、普里什蒂納（科索沃首府）、巴格達、喀布爾以及的黎波里的政權或許是要“好過”他們的那些前任。但是他們是不是又已經“好”到可以用來為那些損失正名呢？這是無從談起的。此外，對那些被拒絕施以幫助的可憐非洲人民，這全球警察們又說了些什麼呢？為什麼他們走過一條條的街道（通常是富含石油），對另外的一些卻又視而不見？
介入與解除苦難之間的邊界已經被打破，這被用來服務於介入者自己國內的民主以及“國家安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已要求對伊朗進行軍事介入，從而“確保美國安全”；是利比亞而不是埃及或敘利亞的政權遭到介入，這只是基於機會主義的原因；將緬甸出現的自由傾向稱為長達16年制裁的“成功”，這也是荒謬的。
這些現象之所以出現，就如同南非種族隔離的結束一樣，都是源自其統治階級內部的動態變化。而持續了十年的阿富汗戰爭，在這周也終於走到了英國軍隊向首相作出若不撤離則將失敗這般懇求的地步。
西方現在似乎對非介入政策的態度出現了一個180度拐彎，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在對外國的語言接觸上，其也應該順勢而為。如果政客們根本沒有打算對一個外國勢力做些什麼的話，那麼光耍嘴皮子是毫無意義的。同時，經濟制裁、圍困、孤立這樣的措施或許還會延遲政治進化的發生，除開施加某些措施會正中當事國下懷外，那些遭到制裁的國家甚至都有著屹立不倒的共同特征。
人們需要找到一種區別於戰爭，但是又具有意義的方式去與它國發生的恐懼進行互動。對於那些人類同胞，人們當盡力相助，但這並不是說要以命令的方式強迫他們組建一個政府或者在他們的痛苦之上再增添一場內戰。緬甸與埃及在今年發生的政治進化正是兩則好消息，因為其是自發的，所以人們也應當熱忱地希望敘利亞也跟隨它們的步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