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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長福教授在發言 （中評社 單寧攝） |
而在兩個千年之後的中華大地上，孫中山也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他的答案，這便是權能分別說。基於對人類的分別，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國父”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中打一個有趣且意味深長的比方，把人民比作阿鬥而把政府比作諸葛亮，即人民有權而政府有能。徐教授認為，孫中山提出了一種將大多數不知不覺者和極少數先知先覺者合理搭配起來的方法，並且回答了柏拉圖的提問。在現實意義的層面，這種“權能分別”的思想也能在學朮術為中國在政治領域的改革尋求一种新的思路與啟發。
同時，徐教授縱觀《孫中山全集》的全部十一卷，還真發現“國父”有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中提到過柏拉圖，孫中山與柏拉圖跨越兩千年的聯繫，看來並不是今人的牽強附會。“國父”講到，西方物質科學可能十年一變動，而柏拉圖兩千年前所著的《共和政體》（理想國）一書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
這正為今人提供了一條線索，而徐長福教授正順著這條線索，懷揣著逸仙哲學三民主義研究的最新成果，走向海峽對岸，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柏拉圖給出一個回答，也是用大陸思想的火花對兩岸交流給出一個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