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從任何人那裡竊密——他可能就是坐在對面的你，或者是一位聯邦法官，甚至，如果我有總統的電子郵箱，我也可以從中竊密。”他這樣向記者描述他所在的“駭人聽聞”的龐大情報機關。斯諾登說，在這個情報機關裡，他和其他分析師可以攔截這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電子通信。
現在，愛德華•斯諾登已經逃離了這個機關並將它揭之於眾。他走出了這個陰影，並勇敢宣告向英國《衛報》提供秘密情報的就是自己。他聲稱，美國國家安全局經常會鎖定一些監視對象，但很多時候，這種鎖定是錯誤的，因為這些對象本並無意圖監聽或竊取情報。
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這樣公開地表達他的擔憂，無疑會被認定是違法的行為。而這種行為很可能也將會給把自己置於極度困難的境地。但是，對於愛德華正在挑戰的龐大力量而言，他理所應當地已經變成了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某種意義上來說，那是有先例可循。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政府和安全機構必會對斯諾登窮追不捨，直至世界的盡頭——在他的情況中，這個世界盡頭可能就是他藏身的香港。但是，從另外的角度思考，這種慣常的處理方式已經是不妥當的了。這案件不用洩密調查，因為“深喉”已經自我曝光。
然而斯諾登當前的落腳點讓這個事件對美國政府變得極度的棘手。美國政府不可以直接逮捕，或者單獨拘禁斯諾登，也不能要求把他遣返——另一個年輕的洩密者，布拉德利•曼寧現時正在受審，面臨著或許要終身監禁的命運——所以，愛德華•斯諾登可能會成為一個複雜得多的問題。
要求美國政府不接近斯諾登，這顯然是徒勞的建議。法律和外交的運作機制是強大而不可阻擋的。有關當局無疑會記得上一次與之相當的另一個高調舉報人——丹尼爾•艾爾斯伯格，他因1971年私自拷貝並向媒體提供五角大樓機密文件為世人所知。因為政府行為失範的緣故，艾爾斯伯格最終在憲法保護下被法院判定無罪。
但是，我們希望白宮和國會能夠對斯諾登必須要說的內容高度關注，並希望這並不是一個荒謬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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