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政治消費主義”與“網絡政治學”觀察台灣主流民意 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逃避選擇”確實是台灣民眾在選擇困境中最佳的選擇策略，這也是“維持現狀”一直會佔有大多數的原因。純粹支持“中華民國”和純粹支持“台獨”，都不是台灣政治市場的主流價值。
一、飄移的政治認同與民意
近年來隨著“政治消費主義”與“網絡政治學”的興起，台灣的民意取向越來越被“去中心化”，其中包含“中華民國圖騰”的消失，“台獨圖騰”也難以完整地建構，使得台灣的政治認同還在漂移之中，主流意識無法建立，衹要興起一種新的主流運動，認同的圖騰就會跟著轉向。
簡單的類比，2018年“韓流”興起之後，“九二共識”一時之間似乎成了台灣的主流意識。但是，2019年初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中提出“兩制台灣方案”，經過民進黨的扭曲談話意涵，以及接下來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的催化，“九二共識”一下子就被等同於“一國兩制”。特別是在“網絡政治學”的不斷操作之下，台灣民意快速漂移，讓原本聲望趴在谷底的蔡英文，快速活了過來，並在2020年1月11日的總統大選中，贏得817萬的史上最高票。
衹是，到了2020年的11月下旬，蔡英文因為“開放萊豬牛”、“關閉中天”等兩項不得民心的政策，讓她的聲望又快速地跌破50%，也讓民進黨又對2022的“九合一”選舉感到不安。
而在民意的“擺盪效應”中，“中華民國”與“台獨”的認同，也跟著轉向，從民意調查中可以發現，不管是支持“中華民國”或是“台獨”，都已經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維持現狀”反倒是一直維持最高的支持度。
那麼什麼是“維持現狀”呢？所謂“維持現狀”其實也是一種投機的“商品”，就像直播“網紅”不斷推銷的商品一樣，在單一價值採購者傾向少數之下，衹好向多數傾向的商品移動，所以“維持現狀”是一種不做選擇的“搭便車”商品，這也是在政治動員與政治集體主義中最常出現的結果。
二、什麼是“政治消費主義”
美國學者卡茲（Meredith Katz）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定義為“政治化的消費行為”。在研究受眾與政治相關的取向和特點（譬如選民政治參與程度、經濟消費能力、種族等）之後，傳播相關訊息的人員會對症下藥，使用品牌行銷及政治公關之類的手法，令受眾認為自己的實際或虛擬消費行為是在選擇支持某種價值。
“政治消費主義”可以引導“抵制商品”或“購買行為”。例如，習近平提出“兩制台灣方案”之後，蔡英文以總統的高度直接扭轉成“九二共識”的內涵，讓“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劃上等號。由於“一國兩制”在台灣早已經被汙名化，導致原先在“韓流”中再度提升為可接受的“九二共識”，也跟著被汙名化。“九二共識”所代表國民黨兩岸政策，也開始遭到台灣選民的抵制。
更為顯著的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一些標示“黃店”的門外大排長龍，而“藍店”除了被罷食外，更常成為示威者攻擊的目標。
而類似的行為衹是政治和消費主義結合的眾多例子之一，政治偏好能影響消費者的行為，而反過來，在消費行為染上政治意義時，亦會影響到一些企業的政策。這樣看來，對商品採取有意識的抵制或購買行為，與常見的政治行為如投票、參與社運等其實大同小異。它為消費者提供了另外的出路去闡述自身的政治身份、對時事議題的態度，以及在政治局勢中採取何種立場。
當然，若要解釋“政治消費主義”中消費者對於商品的消費行為，則還需要運用到行為心理學中的“趨近”（approach）與“規避”（avoidance）兩項原則。它描述人類對正面積極的線索做出趨近行為，會為了支持政權或企業而購買商品；相反，則會因為負面消極的提示，而做出抵制的行為。
政治消費主義中，受眾會受到來自意圖瓜分政治市場、為了搶佔市場份額並獲得市場主導權的各方勢力所進行的訊息、輿論及宣傳轟炸。這主義具備了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特色，把消費主義與政治相互結合。
而“政治消費主義”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台灣學者莊佳穎就認為，“政治消費”是一個當代台灣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也是一個發展中的研究國族建構和民主化的另類觀點。其中包括兩項意涵：
1、作為一個正在發生的文化現象，台灣的政治消費文化乃是政治邏輯和商品化邏輯，相互交疊於文化實踐領域中的台灣特殊政治文化。
2、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研究國族建構和民主化的另類觀點，“政治消費”觀點試圖從當代台灣社會的脈絡出發，將台灣（國族）認同建構過程，放置在台灣急速發展的民主化過程中所共同發生的消費社會的無限擴張脈絡之上。
另外，“政治消費”將研究聚焦於政治人物（文宣幕僚）/社會運動發起者與政治迷/支持者/社會運動參與者的文化實踐場域，藉以捕捉台灣認同和民主化是如何在政治人物（文宣幕僚）/社會運動發起者、政治商品與政治迷/支持者/社會運動參與者之間的文化生成過程中形成。
因此，理解台灣政治圖騰的轉換，跟“政治消費主義”現象的關連，可以有以下幾個基本觀察點：（1）進行對於台灣“政治消費”文化的命名及描繪，提供一個思考當代台灣民主參與和（國族）認同建構的另類觀點；（2）與古典國族主義研究和民主政治研究對話；（3）反省首次政黨輪替、二次政黨輪替和當代台灣社會民主化過程中，政治消費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等。掌握這幾個關鍵點，這也是“政治消費主義”近來會成為研究台灣民主化與政治認同的顯學之因。
三、什麼是“網絡政治學”
2001年，美國學者Marc Prensky基於對於網絡世代的觀察，發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從傳播學角度將現代人劃分成“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 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兩者之間的差異重點不在於“能否”使用網絡，而是“如何”使用網絡。
“數位原民”是指伴隨著網絡成長的世代，“數位移民”則是上一個世代，出社會後才碰到全球網絡普及化。“數位原民”習慣使用具有“多元”、“雙向”、“即時”、“去中心化”這四個特性的網絡作為傳播工具，連帶也影響到他們的思維方式、習慣“去中心化”，透過各種資訊比對，以及訊息快速流通來認識世界。
“數位移民”則是慣於使用“單向”傳播工具，如電視、報紙、廣播，大多有“確認訊息傳播者”的天性，通常是透過自己認同、習慣的管道或是親身體驗來建構自己相信的“真相”；“數位移民”，既然是“移民”，當然也使用網絡，但顯然大多數都是用舊思維使用新工具，衹是將網絡當作另一種單向傳播工具。
而Tim Jordon提出“網際權力”（Cyberpower）的概念，並定義：“網際權力是在網際空間以及網際網絡上，建構文化與政治的權力形式。”它是由三個相關領域組成：個人、社會與想像。
“個人”的網際權力由化身、虛擬階層及資訊空間組成，然後導致網際政治活動。權力在這裡就像個人所有物一樣。“社會”的網際權力是由科技權力螺旋與資訊流空間構建而成，然後產生虛擬菁英。權力在這裡乃為統治形式。“想像”是構成虛擬“理想國”及“地獄國”組成想像的網際權力。
在這個“網際權力”之中，個人的網際權力表示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擁有隱藏身份、性別錯置、角色扮演等權力，並且有權能夠選擇、發起、組成、或參與各種虛擬的社群。
這就像目前在相當流行的網絡聊天室，每個人都可以自訂一個ID，選擇某一個聊天室，並且透過文字交談、表情符號、暱稱，以及簽名文件等來描述自己，或者與其他成員交流。然而，一旦成為社群中的一分子，個體的權力便會受到制約，必須遵守該虛擬社群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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