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暴露出了兩國雙邊交流原則—“相互認可不同，追求共同利益”的求同存異，以及暫且擱置有分歧的敏感的政治、安保問題，從容易的開始擴大交流，逐步解決難題的先易後難的思考方式的局限性。這種結構的典型的不和諧音就是過去30年韓中關係的最大轉折點-薩德（THAAD/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矛盾。
但更本質的問題是韓中關係具有超出雙邊關係的多種複合因素。首先，從歷史上看，數千年來強調主導地位的中國對韓國的主從關係意識和巨大中國的對外戰略的變化趨勢，還有從1954年開始延續的韓美同盟關係與1992年以後形成的韓中合作關係的差異性，再加上中朝特殊關係及朝核問題的認識、韓朝關係等等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並且與最近中美矛盾進一步擴大也有關係。
康埈榮指出，兩國最大的難題不是問題的發生，而是沒能很好地確保出現問題時解決問題的機制。再加上兩國國力差距的擴大，韓國對中國的重要性相對減少，隨著中國對外關係戰略的調整，出現了權衡兩國關係的局面。這不僅僅關係到雙邊關係問題，而是可改變東亞及強國間勢力結構的重大因素，當然會對韓國的經濟、安保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也是有必要從更根本的角度出發，對兩國發展的核心問題進行綜合考察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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