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費品關稅問題上，禹政燁認為，相較於特朗普政府，可能是與其相同還是有所減緩，但在高尖端技術產業上，問題的根源得到緩解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至於美國在對朝政策基調上的變化以及對於無核化協商的展望，禹政燁表示，拜登與民主黨宣稱要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朝鮮的核問題，但所謂外交手段並不是單指對話，而包含外交手段以及制裁。可能會與奧巴馬政府執政第二期相似，也就是說，通過制裁來逐漸施壓，使得朝鮮能夠以更加誠摯的態度坐到談判桌上。短時期內，美國會把工作的重點放在維持制裁上，如果中國協助的可能性如果不大的話，反而美國很大可能也會向中國更加施壓，以此來維持制裁。
對於無核化的進展，禹政燁認為，現在將無核化的政策綜合來看的話，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首先，美朝首腦之間的直接協商相較於拜登所提及的實務協商為主的接近會帶來更為好的結果；其次，拜登對於金正恩的負面認識會使美朝關係變得複雜；再次，拜登政府在構成朝鮮半島協商團隊以及政策檢討上需要時間，所以美朝會談只得遲延。我們來逐一分析。
首先，針對拜登曲線方式的批判意見源自特朗普直接與金正恩會面導出實質性的結果。但是，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間，無核化進展可能性顯現的時間段為2018年平昌冬奧會到2019年河內會談決裂的這接近一年時間。就此來看，美國的對朝政策，特別是特朗普top-down style的接近法與其說牽引了與朝鮮的協商以及關係，倒不如說促使朝鮮“做到了談判桌”，而這也是美朝協商開展的的主要原因。特朗普也是自2019年2月河內會談以來認識到無條件地與金正恩的見面對本人的政治生涯毫無幫助，因此強調要繼續進行實務會談。2019年6月在板門店與金正恩相見的時候也提及實務協商，並未說要進行首腦會談。也就是說，2019年以後，美朝協商已經退回到了‘bottom up’，更準確地說，自2019年2月以後，美國在維持戰略制裁的基礎上，等待朝鮮自己坐到談判桌上。與稱謂無關，美國的對朝政策已經轉變為戰略性忍耐階段，而這與我們未來將要看到的拜登政府的接近法並無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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