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慧指出，在外交方面，菅義偉也將繼承安倍政權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與在外交領域長袖善舞的安倍晉三相比，菅義偉外交經驗不足，能力有限，這是他的短板。因此，很可能在外交上會仰賴安倍的支持，或者說受制於後者。
與歷屆自民黨政權一樣，菅義偉政權的外交政策也將以日美關係為基軸。但在強化日美同盟關係和推進“印太構想”的同時，也會注重與中國等鄰國構建比較穩定的關係。菅義偉在總裁選舉時，就表示反對“亞洲版北約”，不贊成構築“對華包圍圈”。由此可見，菅義偉政權很可能更加重視“對美外交與對華外交的平衡”，在這一點上，與福田康夫內閣的“共鳴外交”——強化日美同盟並推進亞洲外交頗有相似之處。當然，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背景之下，菅義偉政權如何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將變得更加困難。
另外，與高舉“價值觀外交”旗幟的安倍晉三不同，更加務實的菅義偉也有可能在外交上淡化意識形態色彩。
展望“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走勢，黃大慧說，首先應回顧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分為前期惡化和後期改善兩個階段。日本的對華政策也分為前後兩個階段，不能割裂起來看待。整體而言，安倍時代的日本對華政策，以“制衡”為主，“對衝”為輔。在前一階段，日本配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攜美制華”，致使中日關係嚴重惡化；在後一階段，日本基於現實利益考量，鑒於美國亞太政策的變化，被迫調整對華政策，從“競爭轉向協調”，從而為中日關係改善創造了條件。當然，絕不能忽視中國在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中所發揮的塑造和引領作用。
進入“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或將延續目前的發展勢頭，因為促使中日關係重回正軌的因素短期內不會發生明顯變化。但長遠看，中日關係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不容樂觀，這是因為中日國力消長帶來的結構性矛盾短期內難以消解，中日關係中的領土、歷史、台灣等因素只是暫時處於管控或擱置狀態，中日關係的社會和民意基礎相當薄弱，以及中美戰略競爭長期化的影響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