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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所所長朱松嶺（中評社 秦正陽攝） |
朱松嶺：推動融合階層論 逐步解決分歧
北京聯大台研院兩岸關係所所長朱松嶺表示，十八大以來的中央對台工作在繼承中發展，在實踐中提升。成效體現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在理論成就上，十八大以來，中央明確區分了對台工作中的政治與政策。我們過去對台政策講得更多一些，那麼習總書記對台解決政治問題的意識開始表達出來，尤其是提出“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所以他明確區分了戰略與策略，並且明確提出了兩岸融合發展的觀點。所以十八大以來其實兩岸關係是一個揭蓋子、要裡子、直面新問題的時期，是將對台工作推進到新層次、新境界的時期。
在理論上，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於國家統一觀有新的認識，這就是“新天下觀之下的國家統一觀”、“新發展觀之下的國家統一觀”與“新治理觀下的國家統一觀”，也就是在發展中解決台灣問題，在治理中實現國家統一。那麼，新國家統一觀在政策上，重點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政策宣示，宣示以血緣與姻親為紐帶的“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二是政策制定，那就是洪流式融合的戰略政策；自上而下的以行動帶動理論；自下而上的以融合化解對立。朱松嶺說，這是他對理論成效上的一點體會。
朱松嶺說，在實踐上，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的成效有兩點，第一是“自上而下、高峰會談”，“習馬會”是十八大以來兩岸關係中最可圈可點的事情，它豐富了兩岸關係現狀的內容，預留了兩岸和平統一的空間，對這個問題的解讀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未來還有很多的理論增長點和實踐引導點。實踐成效的第二點是“自下而上，化解對立”，它表現在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新國家統一觀所產生的成效，它的核心概念是“融合”，可以概括為幾點：融合情感論、融合制度論、融合階段論、融合階層論、融合環境論與融合結果論。
一帶一路戰略 引領台灣參與洪流式融合
朱松嶺表示，“自下而上，化解對立”的第一點是戰略實施的成效：洪流式融合發展化解對立。十八大以來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把台灣問題納入到“兩個一百年”計劃、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戰略中，也就是“一帶一路戰略”之中。“一帶一路”是實現兩個一百年計劃、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重大戰略，國家統一戰略蘊含其中。這一戰略將大陸的基礎建設投資等輸出國內過剩的產能和資本，並深化人民幣的國際化。大陸在全球化中的影響力隨著戰略的實施而逐漸增大。“一帶一路”戰略對於兩岸經貿、國外直接投資、金融合作等領域必將產生長久而深遠的影響。
從199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下滑，到2008--2013年降至約3%，遭遇結構性挑戰。台灣經濟發展模式不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島內投資不振，產業出現空洞，勞動供需結構失衡，台灣當局負債攀升，社會福利支出日增，M型社會形成，要解決這諸多問題，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關鍵。“一帶一路戰略”涵蓋了台海地區、東南亞地區，全面覆蓋了台灣當局的“新南向戰略”，台灣難逃與大陸進行洪流式整合的命運。不過，戰略的實施剛剛展開，矛盾尚處於展現和逐步突出時期，所以有些不同的聲音可能會出現。隨著戰略實施的逐步展開，大陸的主動性會越來越強，戰略實施效果會越來越明顯。
第二點是“融合原則論”在實踐中的成效，十八大以來，雖然我們一直主張兩岸融合發展，但我們牢牢守住了“九二共識”的底線，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在這個過程中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確實使得蔡英文當局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有所收斂。
第三點是“融合情感論”在實踐中的成效。習總書記特別提出“兩岸一家親”等觀念，那麼這些觀念在實踐的落實，第一在兩岸文化、宗教、教育、體育等交流過程中加以落實，並且確確實實地加強了兩岸民眾的感情，第二是血緣、婚姻本身在中華民族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在對台工作中逐步發揮作用。
制度融合已邁出第一步 初級階段過程較艱辛
朱松嶺說，第四點是“融合制度論”在實踐中的成效。十八大以來，兩岸在促進如何在制度方面有所創新，比如兩岸國台辦與陸委會部門領導的制度性會談，這是兩岸政治會談制度化的初級階段，儘管因為各方面原因被打斷，但它的出現已經表明“融合制度論”框架在實踐中的初步體現。這個框架還包括兩會的制度性會談機制化、兩岸經濟溝通管道的機制化、兩岸民間交流平台的立體化、兩岸文化交流平台的常態化。這些都是在十八大以後迅速建立和發展深化下去的。
所以，融合制度論的建構本身就是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了穩定性的砝碼。制度承載思想，制度穩定兩岸，制度指引未來。制度的建設本身也具有艱辛性，而且在制度建設過程中還需要兩岸的配合、理解、支持與共建，所以這裡面的艱辛可想而知。融合制度論在前期推進得比較順暢，但在後期由於島內的政黨輪替而出現一定程度的挫折，但這些不影響制度未來的繼續增長和延伸。
第五點是“融合階段論”在實踐中的成效。融合階段包括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首先在融合初級階段，這是問題最多的階段，由於島內老一輩從大陸移民過去台灣群體的凋零，其思想影響力衰弱，島內“兩岸一國”認同降低、矛盾突出、價值觀衝突。這是兩岸在融合初級階段的必然現象和產物。第二是中級階段，新的共同體事實形成，新的共同體意識形成。第三是高級階段，也就是新的國家統一觀念形成，新的國家統一制度化軌道形成。現在處在初級階段，所以有很多問題和雜音出現，這也是本階段裡的必然現象，對此也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第六點是“融合階層論”在實踐中的成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為兩岸基層民眾、中小企業、農漁民合作發展、青年創業就業提供更多機會”。融合是兩岸社會各階層的融合，大陸確實著眼於幫助台灣青年在大陸成長、成才、成功，加大對台灣青年創業就業實習的幫助。另外，關於中小企業和農漁業合作的發展，我們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這幾年之內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反全球化刺激島內思潮 大陸為台提供良好發展環境
朱松嶺指出，第七點“融合環境論”在實踐中的成效。兩岸要走向融合，環境非常重要，環境又包括國際環境、兩岸環境和大陸環境。由於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影響，國際環境進入變動複雜的時期，島內環境也是國際環境的反映。我們也在採取積極措施引領全球化浪潮，包括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都會為兩岸的融合做出很好的環境準備。
關於兩岸的環境，習總書記明確指出，無論台灣政黨如何輪替、風雲如何變幻，我們對台政策是不變的、穩定的，這樣確確實實為兩岸的融合創造良好環境保持了戰略定力。關於大陸的環境，我們著眼於形成更加平等、公正、透明的法制環境，著眼於立足自貿區制度創新和管理模式創新，積極吸引台資企業落戶自貿區，創造台資發展環境，融合硬體建構論中的成效，包括創業平台的建立。應對大陸改革開放新環境幫扶台資企業升級換代，為台資企業在大陸發展創造一系列好的環境。
第八點是“融合結果論”在實踐中的成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岸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所以融合就要看到結果，融合就要往前推進，在推進的過程中，我們要應對矛盾，暴露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我們現在正處於暴露矛盾和分析矛盾的關鍵期。畢竟“太陽花”事件是十八大以後島內政局演變的分水嶺，是暴露矛盾的關鍵問題，是兩岸關係中實現最佳融合效果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化解台“緻密共同體” 以融合階層論加以解決
其實，在兩岸關係的長期演變中，台灣已經逐步形成了具有自生長性和具有強烈排異性的緻密共同體（Dense body），大陸任何注入台灣的因素都會被內化為緻密共同體進一步生長的養分並促其進一步發展、壯大。所以島內政治的變化遲早要來，只是在這樣的偶然時期出現了一個必然要到來的事件，而且給兩岸關係的發展製造了一些障礙。台灣這個緻密共同體以為“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兩岸有著質的差異，各自生長、互不滲透，他們作為兩個獨立、互不相讓的緻密共同體博弈前行。
這是整個人類自進入人民主權時代以來，法源論述、權力論述和權力來源由從上到下變更為從下到上，世代權力中心下移、知識下移、財富下移，老一代和政府的威權已經不是傳承的唯一來源，甚至，年輕世代已經對傳統及權威失去了敬畏感的新時代。年輕一代強調與傳統不同的身份差異，並通過議題、抗爭等逐漸深化、強化身份認同。共同體建構延續的過程中，族群轉化為公民，“台獨”理念轉化為生活方式，制度和價值層面的共同體建構依然在內生中前行。共同體的建構作為政治過程，有延續性和發展性，它對台灣政治和兩岸關係的影響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它本身也是反全球化浪潮的組成部分，需要在潮流中發現和解決問題。
要踐行習總書記在對台工作中的指導思想，要實現心靈契合，解決國家統一中的問題，必須應對台灣緻密共同體生長中的諸多問題，不讓兩岸政治分歧一代一代傳下去。所以，這就需要精細處理的問題。中央早就對此洞若觀火，並充分評估到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十八大以來，正在通過融合階層論的推動在逐步解決相關問題。相信未來的工作會更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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