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與純粹兩岸經濟合作不同，台灣的國際參與是個政治議題，特別是主權國家政府參與的國際組織和機制。台灣如果要擴大地區參與必須由兩岸進行政治對話，作出政治安排。而且，只有兩岸真正實現和平統一，台灣的國際參與問題才能完全解決。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兩岸也可以通過政治對話，作出一定的政治安排，推動台灣的某些國際參與。台灣當局和領導人反覆表示，先經後政，不觸碰政治議題，至少在擴大地區參與的問題上已經自我設限，沒有與大陸的善意相向而行。”
而且，俞新天也表示，台灣當局不敢建立兩岸涉外合作機制。即使台灣有意參與地區合作機制，兩岸之間也沒有公開的正式的機制來討論這一議題，各種私下管道聲音不一，往往造成混亂。2013年在上海召開的兩岸和平論壇上，紅藍綠智庫達成了十點共識，其中之一是建立兩岸涉外對話合作機制。但是，台灣當局不願和不敢建立機制。
此外，她也指出，台灣當局的“親美友日和中”的優先順序限制了政策選擇。台灣領導人的親美恐美情感強烈。在台灣參加國際民航組織時，台灣不與大陸直接對話，而要美國向大陸施壓，這種做法實在匪夷所思。此次，大陸邀請台灣參加亞投行，本是擴大台灣參加地區機制的好機會，可能為台灣帶來巨大利益，但台灣當局顧及美國壓力拒絕了機會。
另外，她也說，台灣當局面對內部歧見軟弱無力，不能引領民意、反服貿風潮一方面對兩岸關係造成損害，另一方面也重創台灣的開放形象，將會影響台灣參與地區合作機制。台灣當局面對內部歧見軟弱無力，不能引導民意，也有一定責任。她說，“台灣社會包括精英與民眾，儘管主流民意贊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社會與論誤區多多，不斷侵蝕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
從台灣擴大國際參與特別是地區合作機制的角度觀察，主要的認知誤區有，第一，對大陸有安全恐懼，非理性因素占據上風。今年爆發的反服貿風潮即一實例。許多參與者根本不了解服貿協議的內容，就認為大陸將“搞垮”台灣服務業。有些別有用心者煽動說，大陸將控制台灣的經濟，進而改變台灣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使台灣民眾和青年對大陸的恐懼有增無減。當非理性因素占據上風時，理性分析難以說服他們。正如一位台南企業家所說的，大陸要親台灣一口，而台灣人卻認為是要咬一口。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即使施放善意，那些台灣人也不會伸出擁抱的臂膀，只會伸出拒絕的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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