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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相互尊重、平等對話和交流為核心建立兩岸交往倫理。 |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中的“交往”與“仁”，作者：唐樺（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
現實中的兩岸關係，對話和獨白相互交織，彼此牽制。兩岸關係中構建交往理性，兩岸的儒學傳統可以被發展為別具一格的兩岸的交往理性,是本文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語境下的嘗試。一種以相互尊重、平等對話和交流為核心的兩岸交往倫理的建立，必定會對兩岸的平等對話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兩岸關係是一種交往實踐，主要是指大陸和台灣兩個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以及由兩岸行為主體組成的兩岸的聯動關係。(注1)兩岸關係從隔絕到交往、從對峙到緩和、從民間接觸到政黨高層對話，這是一個逐漸擴展的漫長過程。兩會多次協商談判、兩岸實現直接“三通”，為兩岸民眾交流合作夯實了基礎。隨著兩岸交流的日益廣泛和深入，兩岸間的依存關係也進一步發展。今天，兩岸關係是一個發展著的問題體系，對話和獨白相互交織，彼此牽制。在交往行動中，兩岸人民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意志自由的主體，被動地在邊界活動，而是作為一個自主性的主體，本身就是兩岸關係的理性創造者。出路只有靠兩岸各利益主體團結起來，以兩岸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重心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兩岸是“對話”還是“獨白”？
20世紀80年代，大陸確立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台灣依然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雙方隔絕對峙。(注2)1986年5月因偶發事件引發“中華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在香港舉行兩航談判。這是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接觸談判。(注3)它的成功舉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台灣當局長期營造的“恐共”心理，使台灣民眾認識到，兩岸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1987年底台灣開放一般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近38年的隔絕狀態被打破，兩岸對話開始進行。
1．李登輝時期：前期對話，後期獨白
李登輝主政台灣初期，由於政局不穩，地位不鞏固，他所推行的大陸政策總體上延續了蔣經國時代所確定的反共、反“台獨”的基本立場和“革新保台，拒和偏安”的基本方針。1988年12月，李登輝首次提出必須面對“中國只有一個，但卻無法有效在全國行使統治權的現實”。(注4)1989年4月，李登輝派“財政部長”郭婉容到北京參加亞銀會議，打破兩岸官員“不接觸”的政策。1989年，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人員首次赴台交流。這一時期，兩岸交流處於單向交流狀態，主要是台灣民眾來大陸交流。1990年9月，兩岸為解決遣返私自渡台人員問題簽署“金門協議”，為其後兩岸授權民間機構進行商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91年2月23日，台灣制訂了《國家統一綱領》，3月9日，成立“海基會”，希望借此推動兩岸對話，兩岸交流進入雙向交流的對話階段。
1992年3月23日，兩會協商正式開始，此後在北京、廈門、香港、台北舉行多輪兩岸對話。1992年10月28－30日，兩會在香港舉行商談，集中討論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1992年11月，兩岸達成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為“汪辜會談”及此後各種事務性協商談判奠定了基礎。1993年4月27-30日，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海協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汪辜會談”。這是海峽兩岸高層人士在長期隔絕之後的首度正式接觸。雙方就兩會會務、兩岸經濟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項議題進行了廣泛討論。會談達成了四項協議。兩岸在經濟交流與合作、科技交流、文化交流、事務性商談，以及兩會聯繫與合作方面均取得具體成果，為推動兩岸的對話創造了積極的氣氛。但是，兩岸之間的這種對話還是受到很大的局限，雙方的一些原則性的分歧依然存在。1993年年底在APEC會議上，大陸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台灣回應“我們主張‘階段性兩個中國’”。此後，1994年千島湖事件、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兩岸關係在李登輝執政的後期出現幾次波折，甚至跌入谷底。台灣當局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由混淆、否定演變為背棄，兩會商談被迫中斷，兩岸結束對話，走向獨白。
2．陳水扁時期：獨白為主，兼有對話
2000年台灣政權首次“政黨輪替”，標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取得了執政地位。陳水扁就職時提出“四不一沒有”，大陸提出了“聽其言、觀其行”，使對話停滯的兩岸關係露出一縷曙光。但由於民進黨內“台獨”極端勢力活躍，台灣方面幾乎斷絕了與大陸方面的政治交往。2002年，陳水扁提出了“一邊一國”論，讓兩岸關係再次跌入谷底。2004年，民進黨當局宣稱“正名制憲”、“公投制憲”，海峽兩岸關係形勢嚴峻。1999-2008年，是兩岸關係的“九年僵局”，即獨白時期。期間，民進黨當局在事務性的事情上曾採取一些比較正面具體的作為，以滿足兩岸交流對話的現實需要。2001年1月，福建廈門和馬尾與金馬地區的“小三通”正式開展，2002年1月，台北開放了第三類即旅居港澳及海外4年以上、並取得工作證的大陸人士赴台旅遊，同年5月又開放了第二類即赴國外旅遊或海外商務考察的大陸人士赴台觀光；2003年1月，兩岸第一次春節包機成行；2005年10月金馬地區實施小額人民幣兌換。
2005年兩岸關係出現了一些促進對話的積極因素，3月國民黨派江丙坤組團訪問大陸，就是有意通過“緬懷之旅”承繼孫中山先生開創的歷史傳統；4月26日-5月3日、5月5日-13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相繼應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邀請，率領黨內高層和骨幹成員到大陸參觀訪問。胡錦濤分別在北京與連、宋兩位主席舉行了正式會談，並就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相關重大問題，以及加強彼此之間的黨際交流和對話達成了重要共識，建立了溝通對話平台。連宋大陸行開創了兩岸之間對話的新管道，在兩岸官方對話無法展開、兩會商談停擺的情況下，走出了兩岸對話的第三條道路。(注5)中共與國民黨、親民黨之間的政黨溝通平台啟動後，兩岸民間的對話變得活躍。2005年8月，國民黨台中市、彰化縣、台南市、新竹市黨部參訪團先後抵達廈門、青島、深圳、蘇州展開交流訪問，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基層黨部交流分階段展開。(注6)
2006年陳水扁從“元旦講話”開始，一方面不顧各界強烈反對，執意終止“國家統一委員會”運作，終止“國家統一綱領”適用，圖謀通過推動“憲改”製造“法理台獨”，另一方面全面緊縮兩岸經貿政策，將過去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企圖遏阻兩岸交流，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對話阻滯。
3．馬英九時期：對話為主，兼有獨白
2008年島內政治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國民黨獲得大選的勝利，馬英九當選為“總統”後，遂將推動“兩會”復談、開放陸資登島和大陸觀光客來台以及兩岸直接“三通”作為發展兩岸關係的重點，兩岸關係走向對話。2008年6月，中斷九年的海協會與海基會商談機制在北京正式恢復，並簽署了《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與《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定》兩項協定。2008年7月，兩岸旅遊包機直航正式啟動，大陸遊客赴台旅遊首發團成行，同時人民幣開始在台灣全面兌換。11月初兩會在台北達成四項合作協議，讓海峽兩岸基本上實現了直接通郵與通航，也就實現了某種程度的直接通商，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自“三通”以來，兩岸各項對話全面開展，比較值得關注的有在福建舉行的兩岸民間“海峽論壇”，在湖南召開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兩岸故宮博物院合作舉辦“雍正文物特展”，在浙江舉行的“兩岸農漁水利合作交流會”，在台灣舉行的“兩岸一甲子”研討會等。(注7)2009年12月22日，兩會領導人在台中市舉行第四次會談，在“開誠佈公、務實協商”的原則下，簽署《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定》等三項協定，成果相當豐碩，有利於保障兩岸漁業勞務合作的健康開展，促進台灣漁業發展；有利於保障農產品品質安全和兩岸同胞的生命健康，促進兩岸農產品貿易持續發展；有利於促進兩岸經貿往來和貿易投資便利化，提高兩岸產業合作層次和水準，強化兩岸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注8)兩岸同胞往來之頻繁、經濟聯繫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躍、共同利益之廣泛是前所未有的。在海峽兩岸兩會協商機制恢復與重新確立之後，國共黨際交流平台也逐步得到新的確認與發展，從而初步形成海峽兩岸之間“兩軌交流機制”。
2008年開始，兩岸低階經濟性、事務性層面的交流對話已經逐漸展開，高階的政治議題暫時擱置，依然處於獨白的狀態。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是島內外政治現實、島內民眾多元而複雜心態的集中反映，也為自身對政治現實無力感所牽累，這些都是兩岸對話的消極因素。馬英九對兩岸現狀的政治操作就是，追求以“互不否認”的“一中各表”維持“兩岸兩個政治實體共存”的現狀，(注9)對外則以“彈性、務實的共存模式”進行“活路外交”。這都是台灣一廂情願的政治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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