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30日電／就在兩岸都在熱議馬英九能否以“中華台北經濟體領導人”身份出席“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以至是藉著出席明年上海“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之機，與習近平實現世紀會面之際，“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官式訪問澳門，並在與澳門特首崔世安會面時，雙方互稱官銜，這給了人們許多聯想，此一模式可否成為未來台港、甚至兩岸關係的參考座標？未來王郁琦若能與張志軍會面，能否比照“台澳模式”互稱官銜，以利於推進兩岸關係“相互承認治權”的實質進展。
新華澳報今天刊登富權的文章說，再擴而延之，改革開放意識十分濃厚的習近平，會否思想再解放一點，以更寬闊的視野，更寬容的態度，以“澳門模式”來實現“習馬會”？有人還具體提出，可在香港進行，因為香港是馬英九的出生地，而且香港作為兩岸三地長期的重要橋樑，無論從情感上還是歷史上看都有其特殊的優勢，台灣的工商界最早也是通過香港進入大陸進行投資，“九二共識”也是在香港形成，因而習近平和馬英九完全可以各自以政黨領導人的身份在香港進行會面，這也是兩岸人民都能夠接受的定位。也有人認為，同樣是屬於一個中國框架下的澳門特區，也是舉行“習馬會”的好地方；既然是“澳門模式”值得推廣，“習馬會”就不如乾脆在澳門進行。
一些人之所以想到了在香港或澳門實現“習馬會”，是考慮到了以下的幾個政治技術問題：其一，從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和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的談話內容看，北京似乎是並不贊同在屬於“國際場合”的“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進行“習馬會”，而希望能在中國自己的地方進行；其二，但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台灣進行“習馬會”，因為無論是馬英九“登陸”或習近平“登台”，都難以處理“身份”的問題，而且也必然遭到民進黨及“台獨”勢力的反對；其三，香港和澳門的地位則較為特殊，一方面都是屬於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下，並由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直轄，但在兩岸關係的範疇上，以其“一國兩制”的特殊形態，與大陸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區隔，比如崔世安和王郁琦就可以互相以職銜稱呼，因而是雙方都可以寬鬆以待並予接受的地方，而且民進黨和“台獨”勢力的反彈也不會過於激烈。
實際上，馬政府一些人憧憬的馬英九出席今年在印尼巴裡島舉行的“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問題，並不樂觀，馬英九肯定是難以如願，更何況是在此實現“習馬會”了。因為這是違背洪磊和孫亞夫所說的“長期慣例”亦即“西雅圖模式”的，並變成了“在國際場合”會面。至於明年度“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舉行地點的上海，由於是中國的地方，屬於一個中國的框架，而在由中國自己處理邀請台灣出席者的問題時，也可以由掌握有主導權的北京自行特殊處理，這是馬英九可以“經濟體領導人”身份“登陸”的唯一機會，並可籍此實現“習馬會”，但仍只限於在中國主辦的時候。台灣有人提出，“習馬會”可以在台灣進行，但倘是循“APEC”途徑，肯定不能，因為根據《備忘錄》的規定，“AOEC”的高層次會議不能在台灣舉行。
何況，按照孫亞夫在瀋陽第二十二屆兩岸關係會議上所言，應將“習馬會”與“APEC”分開來，這是兩回事。孫亞夫也對筆者表示，兩岸領導人會面，不一定非要在“APEC”進行，會有更好的辦法。由此看來，北京是極為盼望能夠實現“習馬會”的，但對在“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進行，包括在上海舉行的“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場合進行，都仍然有困難。估計，一是擔心會成為新的“慣例”亦即“上海模式”，此後每年的年度峰會，台灣都要求按照“上海模式”，由領導人直接出席，而不是按“西雅圖模式”派代表出席；二是以馬政府目前民意支持度之低，不排除民進黨將會在二零一六年再次上台，在打破“西雅圖模式”之後，屆時的民進黨藉“總統”也要依照“上海模式”與會，該如何處理？
倘是北京仍是堅持將“習馬會”與“APEC”分割開來，即使是在上海舉行“APEC”峰會時也是如此，有甚麼其他的較好方式？按照孫亞夫“會有更好的辦法”之言，或許北京正在想辦法，甚至已正在謀劃一個雙方都能夠接受，尤其是不會引起民進黨批評為“自我矮化”的方法。但在未有揭盅之前，我們不得而知。
澳門的民間社團在為促進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而出謀獻策時，有句名言曰“大家齊來想辦法”，這應也同樣適用於在促進實現“習馬會”方面。香港有人提出，“習馬會”在香港進行，此主意極佳，但恐怕將會遇到幾個實際問題：其一、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僚，大多是過去港英政府中的華人精英，接受西方教育，滿腦西式思維，對中國國情瞭解不夠，也難以精準領悟北京的政策精神，因而在具體承辦這一政策性甚強的項目時，恐怕會理由不逮，甚至會將之搞砸；其二，馬英九在香港出生，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他當然是香港永久居民，而且也擁有自由出入境的權利，但過去馬英九尚未當選並出任“總統”，而只是政治敏感度較低的台北市長，香港特區政府卻都拒絕讓他入境，此事在講究“依法行事”的馬英九的心中，難免會有疙瘩；其三、目前香港政治局勢並不穩定，相信直到二零一七年實行特首普選之前，群眾對峙情況仍很嚴重，馬英九倘在此時到香港，可能會誘發部份平時在遊行時就高舉“青天白日旗”、“港英旗”、“雪山獅子旗”的人士，藉機進行特定的政治活動，給目前已經高度緊繃的局勢火上澆油。
那麼，在香港旁邊的澳門，又怎麼樣？從澳門“半個解放區”的傳統和目前的政治形勢看，起碼沒有上述第一和第三點的情況發生；何況，澳門是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走出第一步的地方，與香港是馬英九的出生地相比，其政治象徵意義也不遑多讓。十八年前，筆者就曾率先提出“澳門是首次江李會談最佳地點”的命題，並列舉了幾個別處所無的優勢，其中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澳門是孫中山先生走向世界的“第一站”，也是他首次發表革命言論，開始進行政治活動，及首次結識革命先賢的地方。實際上，王郁琦日前瞻仰的國父紀念館內所陳列的革命文物，就記錄著孫中山先生利用澳門作為不斷革命的基地的腳印。按照中國人的“周而復始”的傳統心理，澳門作為“習馬會”的地點，而且將國父紀念館作為“習馬會談”的場地，就能讓同樣敬仰孫中山先生的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在孫中山先生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步的地方，完成孫中山先生未了的“和平統一救中國”的宏願。
實際上，孫中山先生這面旗幟，是超越意識形態，兩岸領導人都能接受並同樣予以高擎的。無論是以孫中山先生親手制訂的“三民主義”作政治綱領，並擔任孫中山先生親手創建的中國國民黨的領袖的台灣領導人，還是自稱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正在完成這個革命”（見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澳門國父紀念館進行歷史性會晤時，雙方也就容易得到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鳴。 |
